2017年，我写了中篇小说《珍稀之物》，那时还叫《冷血之物》，主人公是一名语文老师，叫戴清弢，也是一个有些迷惘和冷漠的“新深圳人”。小说写完后，发了家不错的刊物，虽然反响不大，却一直牵萦于心，老觉得这个叫戴清弢的人物身上还有故事，等着我继续写。那是一种既焦灼又过瘾的状态，数年过去了，我仍未动笔，而戴清弢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却一直活跃在我的视线里，时不时戳我一下，提醒我，他还在呢，他还有话要说呢……是的，仅凭《珍稀之物》不足三万字的篇幅，我只是把他的生活揭开了一道小口，小口一旦揭开，便很难愈合，甚至会越扯越大。于是，有关“戴清弢”系列的写作计划，便开始了。

2020年，我相继写了《风台赶鱼人》和《旁观害羞者》两部中篇小说。至此，才算是松了口气！我有意让三个小说的主角都叫戴清弢，实际上也就是同一个人，他来自海边小城，生活在深圳，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他性格内向，甚至有些孤僻，孜孜矻矻之余，还有点自己的小心事和羞于告人的秘密。纵观三部小说，其实已经串起了一个完整的时间线，即是，如果简单把《珍稀之物》视为“正传”，那么《风台赶鱼人》就是“前传”，而《旁观害羞者》则是“后传”。当然，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后写的两部小说更像是同一个系列，《珍稀之物》挤在它们中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事实也是如此。结集之前，我又把《珍稀之物》重读一遍，发现有些背景和细节，跟后面两部还是有差异之处。但我没做任何修改和掩饰，依旧让它保持原有的样貌。这跟我最终把它们的结集定性中篇小说集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三部作品，虽然叙事时间上有先后，事件也有因果关联，我却更愿意它们是彼此独立的，各自有完整的情感走向和表达意旨。

近些年，对县城题材的发掘和书写，是我的创作重点。而“戴清弢”系列的诞生，既是无心插柳之作，又和我的创作理念极为吻合。我一直在寻找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他生活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有着稳定的工作和圈子，同时又背负着充满“恨意”出走的县城背景，身心也几乎蜷缩在小城往事的阴影里，看似光明锦簇的生活，深夜却独自舔舐伤口。我有意让故事和场景在小县城和大城市之间牵扯和拉锯，这也正是大部分“新深圳人”真实的生活写照。再者，主人公作为一名中学老师，在以往类似题材的小说里，基本上是被忽略的角色，就算稍有着墨，也多是脸谱化和傀儡式的塑造。简单说，我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老师当作一个人那样去写，总是先入为主的，先给他们扣上一顶“为人师表”的大帽子，让其在小说世界里如同捆绑了手脚，无力发挥人性之多姿与丰饶。我自然更倾向于把戴清弢当作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只有当人性大过职业性，人物才能解放手脚，充分按照自身的性情和喜好去“行动”，因而也就有了貌似人格分裂、有些陌生化的教师形象——他带着年少丧父的暗疾，敏感而多思，当风暴来临，无论是定时炸弹一样的“问题生”，还是有“恐海”后遗症的师者，他们都得像曾经的赶鱼人，接受狂风暴雨无情地洗礼……

戴清弢作为一个还在成长中的中年人，他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异样的脾性，在面对不同的人和事时，就得做出相符的反应。人物在应对事物时的反应，承载的不但是情景的推演，还有人物本身由表入里的渗透，于是才会有精神的生成和蜕变。从《风台赶鱼人》开始，最后到《旁观害羞者》，戴清弢在“问题生”文鼎的映射下，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犹疑和怯弱，完成了自身的精神涅槃。

我在步入社会之初，也曾当过代课老师，对老师一直怀有一份朴素的情感。这些年，有时也会进校园开讲座，甚至还在一所中学当起了驻校作家，有机会接触到老师们工作时的状态。但是，小说里的戴清弢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原型，这点在写作之初，我就有充分的考虑。我尝试在无数老师的形象中，去虚构一个老师。这看似矛盾，实则不是，就像陶瓷来自泥土，但我们总不能说陶瓷就是泥土。戴清弢也一样，我的目的并非复制一个现实中的老师，而是通过细节和信息，创作出一个老师，让他既有老师的共性，更多还有作为一个人的个性，在读者眼里，这么一个教师的形象便多少有些陌生感和传奇性——这正是我想要的，并非叙事上的失控。当然，任何虚构都脱离不了现实，感谢身边每一位职业老师，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专业气质，才让我对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有了基本准确地捕捉和呈现。

最后，感谢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的成全，让三个“戴清弢”在同一本书里团聚，如同一起登台演出，要面对观众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