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20年的事了。

信息时代，亲友间联络一般都采用微信，我的手机通常十天半月不响一次铃声。

元宵节的早晨，我的手机急促而宏亮地响起。我急忙看看，屏幕上显示：关铨和！

他是南海九江街上无人不识的“名人”，人们多称呼他关老师。

“疫情凶猛，多保重呀！”关老师说话干脆利落，省去了通常的客套，直奔主题！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在整间屋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见。

“关老师。您好！新年好！”我接过他的话茬，“防疫期间，尽量宅家里，无事少出门呀！”

他依然中气十足：“话虽这样说，但我还得要出门！”

“为什么呢？”

“我老伴96岁了，身体有病，我得为她寻药买药，还得照顾好一日三餐，不出门怎搞得掂？”

很多年前问起过关老师的岁数是94岁。“关老师，您今年多大啦？”我是熟不拘礼地问起一位长辈的年龄。

“99啦！按乡村习俗，虚岁正好100岁！”接着是一串开朗的笑声，仿佛不是说年龄，而是说一个中奖号码！

“您的儿女呢，有同你们住一起吗？”

“没有！”声音干脆利落，“各人自己过！”

“您多少个子女呢？”过去我好像问过这事，但记不确切。

“三男二女，五个！”他一口清，“不过他们年纪也大了，大儿子72岁了，最小的女儿也60多了，退休多年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我自己做得了的，就用不着麻烦他们啦！”

对关老师的身世，我是有所了解的。之所以这样，缘于一件事。

大约六七年前，有一次九江儒林笔会搞活动，邀请我参加。我刚进九江吴家大院，就冷不防被关老师“捉住”。他将我拉到一个相对僻静处，对我说：“这回你真要帮帮我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大叠4开打字纸，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身世做了一个回顾，详细记录下来，希望你能帮我的这篇文章找到出路。”

我说：“现时报刊对稿件都要求先要形成打字稿，况且要求内容有一定时效性。”我掂量了一下那厚厚一叠稿纸，“况且文章不允许太长。这样吧，活动马上要开始了，我将稿件带回去认真拜读，视情况做出一个方案。”

那篇稿的内容，我至今依稀还记得。

关老师从小是一个孤儿。少年时代，被收容进了儿童教养院，及至稍长，他考上了师范学校，后来参加了抗日青年军。当中有几件事令他刻骨难忘：一件是扛着82斤重的大炮行军，累得气喘如牛，汗湿衣衫。另一件是有一次部队断粮，无饭开，大家就饮水，冲淡胃酸，减轻饥饿感，依然坚持行军打日寇。

后来，他退役了，回到原籍南海九江做农民。

解放了，他毅然参加高考，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本科。当时班上共有36人，毕业后各自走上工作岗位。他回到南海九江，当上了人民教师直至退休，现在每月享受大约7000元的退休金，生活上绰绰有余了。

我认真解读完那篇长文，感到缺乏时效性，纯粹是个人身世的回忆，况且篇幅实在是太长了，恐怕比较难找地方发表。

我联系了南海作者蓝子华，他当时在一个公益性抢险救援团体工作，兼主编一份内刊。蓝子华说，可帮忙刊登，但一万余字的篇幅太长了，要压缩成5000字以内。于是，我在吃透文章内容之后，在确保不损害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压缩，并形成文档发了过去。后来得到了刊用，了却了关老师一个心愿。

回忆到这里，我问道：“关老师，您身体好吗？”

他依然声如雷震：“好！什么病都没有，日常种菜养花写文章，参加笔会活动，日子忙而充实。”

他说的是事实。我每次去参加儒林笔会活动都能见到他。为了给活动助兴，他还主动请缨表演节目，或者唱歌，或者演奏乐器，总能博得大家的热情赞许。

“你若不信，去问问九江街坊，无人不认识我！”他豪迈地说。

“是您的文章倾倒众生吗？”我问。

“不，不是的。我种了许多花，就拿去卖。我卖花很特别，还带上老伴一起走街串巷。老伴腿脚不灵便，我用轮椅推着她，已经用坏了三辆轮椅。为了吸引买家，我还在街头唱歌，吸引许多街坊围观。”

我突然记起，还未问过他老伴原先是干什么的？他告诉我，她也是当教师的，“她的退休工资比我高。”

“今天打个电话，是给你拜个晚年！”他话归正题，说，“现在疫情严峻，千万小心！一定要尊重科学，做好防范措施，但又不能过了头，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这样不利于健康。”

他宏亮的嗓音，在屋子里回荡着，仿佛他不是在电话里对我一个人说话，而是在九江街头，对着围观的一众街坊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