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此生有约》根据“时代楷模”“感动中国人物”张玉滚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伏牛山区的黑虎庙小学三代乡村教师数十年信守承诺，在大山里默默耕耘的故事。一根扁担，成了影片里的动人“符号”。靠着一根扁担，乡村教师从大山外为孩子们挑来学习生活用品，也挑起了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该片在珠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珠海本土影视公司广东海上云天影视集团、广东海上云天电影发行公司出品，主创团队基本由珠海影视骨干人员组成，历时三年，外景地选在太行山和珠海两地拍摄，期间历尽艰辛，主创团队克服了山区缺水、蚊虫叮咬、道路崎岖等困难，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这部电影的创作。

《此生有约》表现手法朴实无华，没有夸张的表达，着重刻画了人性的光辉。每一个小人物从一开始根本没想过自己要“慷慨怜世人”，但得知孩子们无学可上，在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和恳求的眼神中，他们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为了山里的孩子留下来，哪怕搭上一生的时间。

影片的第一位主人公武志奇就是这样一位乡村代课老师。他虽在无奈中留下来代课，但是这一代课就是几十年，用一根扁担挑起了黑虎庙小学，他的心中早已盛满了孩子们的希望。山区里的孩子渴望读书、渴望走出大山，他便牺牲了自己的前途、牺牲了自己的家庭，最后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人性的光辉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武志奇的学生方玉昆是影片的第二位主人公。本想走出大山的他，却因武老师意外逝世，慌乱中接下了那根扁担——象征着学校精神传承的信物。他放弃了去南方工作的机会，成为黑虎庙小学的第二代教师。期间他有过动摇、有过退缩，尤其是在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之后更想逃离，但他最终还是因为孩子们坚决地留了下来。

方玉昆的学生石磊是黑虎庙小学的第三代教师。影片以他的回忆讲述了前后两代老师为了黑虎庙小学奉献一生的故事，他明白自己的使命。最终他辞掉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接过了方老师的扁担，站在了讲台前。

影片跨度几十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今天，见证了农村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根扁担能够挑起一座小学，撑起农村教育的一片天，到如今农村教育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乡村教师群体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更多的山区孩子走进课堂，他们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云天）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米兰·昆德拉的哲理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对生命的“永恒轮回”之探讨入笔，运用反讽的手法，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托马斯与特蕾莎、萨比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他们彼此间的纠结、缠绵、忠诚以及背叛。同时，又不仅仅止于此，亦引领读者进入对人生的轻与重、灵与肉、屈辱与媚俗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思索。

个人感觉，这部小说第一部分的前两个小节，还是比较“晦涩”的，恰似北大教授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所言的那般，“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令人望而生畏。随着特蕾莎的出场，小说开始变得“通俗”起来，情节呈现出很强的节奏感。

特蕾莎，这个被托马斯从“涂了树脂的篮子里抱出来，安放在自己的床榻之岸的孩子”，缘于其母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着身子在房间里行走——否定人与人肉体的差异，从而否定灵魂的差异的“重”，选择了抗争，选择了对于灵与肉的绝对统一的追求，从布拉格到苏黎世，再回到布拉格，一直都无法逃匿地挣扎在痛苦的边缘——想依附，偏偏无可依附；怕背叛，偏偏难阻背叛。她避“重”求“轻”，最终，压抑的灵魂虽浮到了肉体的表面，但又蓦然省悟，那些“轻”竟是自己难以承受的，甚至恶梦连连，唯余恐惧，以致不得不将生命的全部重量维系在小狗卡列宁的身上，而卡列宁却患了癌症……

与特蕾莎截然相反，萨比娜是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她的那顶黑色礼帽是她强调自我感觉、拒绝服从秩序、不向媚俗低头的最有力见证。她对托马斯来而不拒，是因为托马斯站在媚俗的对立面——他们算得上“志趣相投”吧，她无力违拗托马斯那句充满诱惑的“脱下你的衣服”，她从来都渴望着全身心地投向未知的世界，挥挥手，从布拉格奔赴日内瓦，再挥挥手，又从瑞士赶往巴黎，直至到了最“轻”的美国……但，媚俗无处不在。选择了“生命之轻”的萨比娜，一次次毅然决然地背叛，最终亦无法逃脱人性媚俗的“重”。

再回头说托马斯，这个“在情妇们眼里，带着对特蕾莎之爱的罪恶烙印，而在特蕾莎眼中，又烙着同情人幽会放浪的罪恶之印”的家伙，在遇到特蕾莎之前，从来只看重与情妇们的“性友谊”，尽管他是个出色的脑外科医生，眼中却揉不得责任的“沙子”，内心毫无担当可言。戴上了结婚戒指后，因特蕾莎对于灵与肉统一的执着“步步紧逼”，加上那篇特殊论文引发的接踵而至的烦乱，终于迫使托马斯沦为了玻璃擦洗工，最后成了乡村公社的卡车司机，直至与特蕾莎双双殒命于雨中的车祸……

小说意象繁复，不仅有对两性关系本质上的探索，更有充盈在字里行间的隐喻式的哲学思考。米兰·昆德拉为展现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以随处埋下的伏笔与巧妙的线索，给读者带来了许多意外惊喜与乐趣。然而，谁又能在人生的“轻”与“重”之间自由自在地轻唱牧歌？掩卷，我仿佛看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微笑——凝重的、费解的、讥嘲的、冷到骨头里的微笑。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波谲云诡，各种新的文学潮流风起云涌，旧体诗词虽有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却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被挤到了偏僻的角落艰难地求生存。但我们也惊喜地看到，虽然旧体诗词相较于新文学处于边缘境地，但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很多新文学作者，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钱钟书、老舍等，都有旧体诗词作品。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诗词学会和诗群的成立，促成了旧体诗词的复兴。站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对20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进行总结和梳理，可谓适逢其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王小舒《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研究》（山东大学1997年）、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等。张宁、彭敏哲《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在前人的基础上，回归到基本史料，作编年体裁的抒写，可谓集相关研究之大成。

当代人作当代史，历来是很困难的事情。盖因时代太近，难以做客观的、有距离的观察；况且当代的旧体诗词写作处于展开的过程中，尚无盖棺定论的条件。本书以20世纪为时代断限，其中彭敏哲负责撰写的部分（1949年-1999年）更属于“当代”的时间范围。庞杂的资料，既为研究者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又增加了鉴别与利用之难度。本书选择编年的体例，能够直观地展示历史事件的时间脉络本身。《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在参考前人体例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些创新。譬如下册1949年-1999年部分分上下编，上编“大事编年”为经，下编“大事概述”为纬，多维度地展现了20世纪下半叶旧体诗词写作的面貌。上编的编年史资料翔实，但偏于琐碎，而下编的“大事概述”则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纪事本末”的作用，帮助读者快速了解当代旧体诗词写作的大概，便于读者阅读。

程千帆在给《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撰写的序言中说道：“编年史必须有极强的可读性，而不仅是翔实可信的记事簿。”这是对编年著作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按照这两个标准来看，《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方面，该著广泛参考了1912年以来的诗文集、诗文评、报刊杂志、文献汇编、研究著作，乃至日记、年谱、方志、年鉴等材料，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资料翔实。另一方面，编者很好地对资料进行了剪裁。更为重要的是，该著题为“大事编年”，而何为“大事”，则可体现出编者别裁的眼光。本书所记载的“大事”，不仅包括了诗人创作、交游、结集等方面的活动，也包含了相关的文学批评活动。尤其是关于旧体诗词地位的论争，可以说贯穿了20世纪的诗歌发展史。在下册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叶圣陶等就旧体诗词学习、拟作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到1956年关于“中国诗词歌赋传统继承问题”的大讨论，再到“新民歌运动”中“向古典诗歌学习”风潮的兴起。这一时期的相关讨论，其实可以看作20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论争的延续。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学会诗群”、自由结社诗群、学院诗群三足鼎立、百花齐放的创作局面。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诗人郑敏、王光明、杨炼等重提现代汉诗写作的“汉语性/中文性”的问题，而承继古典诗歌传统的旧体诗词，则成为重要的参照对象。

旧体诗词深入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成为国人抒发胸臆、书写心史不可或缺的文学形式。同时，旧体诗词也与新文学不断展开互动和交流，共同构建了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明乎此，则当代旧体诗词是否应该“入史”的问题，便不言自明了。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旧体诗词创作重新焕发出生机。直到今天，在增强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国诗词大会》等电视节目受到大众关注。作为中国古典美学重要承载的旧体诗词写作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文坛大家的石滩读演会。

两代文学创作者在“山海经书屋”交流与碰撞。

昨晚，《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五卷播出，探寻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之美。中国当代作家、编剧马伯庸做客“山海经书屋”，与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阿来、祝勇畅聊文学与写作。文坛大家们乘兴在海边举行了一场石滩演读会。听着海浪，吹着海风，东澳岛的海边书香四溢。

马伯庸做客“山海经书屋”

分享特殊的写作习惯

出生于1980年的马伯庸素有“文学鬼才”之名，总能以历史中的小细节为切入点，书写历史褶皱中的隐秘故事，是当代文坛中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所著的《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大医》等作品受到众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喜爱。这一次，马伯庸做客“山海经书屋”，与余华、苏童、程永新、阿来等文坛大家展开一场文学漫谈，两代文学创作者在此交流与碰撞。

马伯庸表示，自己与绝大多数作家不同，自己进行创作时常常需要一个嘈杂的环境。“机场、火车站，或者我会去朋友的公司，找一个工位，这个工位最好靠着会议室或者厕所。”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写作习惯，马伯庸开玩笑地解释说，是因为上学时常常在课堂上偷偷写文章，“如果周围很吵，说明老师在上课，我就很‘安全’；如果周围突然安静了，我就知道完蛋了，老师一定在旁边盯着我。”

对于以马伯庸为代表的用电脑写作的青年作家，余华、苏童开玩笑称其是“没有手稿的一代作家”。

回望自己当年的创作历程，余华等表示当年为了省稿纸，甚至会试图少打标点符号。“我会在有字的格子里打标点，不浪费稿纸。后来随着小说不断地发表，会去编辑部要一些稿纸，所以我有不同编辑部的稿纸。”余华回忆道。

幽默在文学中无处不在

“是种不经意的坦率”

幽默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往往把现实中的痛苦与欢笑、正常与荒诞、残忍与柔情一并展现给读者。文坛大家们以欧美文学为例，推荐了诸多幽默文学的经典作品，比如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堂吉诃德》、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苏童表示：“欧美文学最正统的文学史，其实都跟幽默文学有关。”余华也认为，幽默在文学中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候是以一种语言出现，有时候是以一个细节出现，有时候是以一个表情出现，有时候是以一种行为出现。”

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写作者，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不会去刻意地幽默，一切都应该是情绪的自然流露。马伯庸说道：“幽默应该是一种不经意的坦率，这种坦率才是最有意义的。”

石滩读演会浪漫上演

叶子、祝勇神还原《漫长的季节》

在惬意的海风中，在海浪的拍击声中，文坛大家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石滩读演会。他们还精心准备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在老友面前纷纷露出绝活。

在石滩读演会节目单上，有苏童、程永新、叶子、祝勇搭档朗诵《威尼斯商人》选段；有马伯庸代入老父亲的视角背诵《出师表》；有叶子中英文双语诵读狄金森的诗歌；还有阿来用四川话深情朗诵一首自己30岁时创作的诗歌……其中，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祝勇、叶子带来的《漫长的季节》选段，祝勇和叶子分饰龚彪和丽茹，两人略带东北味的朗诵让人捧腹不已。

本栏文图均由《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节目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