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的声调不会众口无异；大杜鹃的音量也不会千篇一律；丘鹬在风雨交加的天气最无精打采；暴风天前夕潮湿的夜晚，山羊会大吃草料……

这种静静的观察，来自两个多世纪前英国乡村一位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他曾是牛津大学的评议员，不求闻达，因性近自然，35岁时回到故乡塞耳彭，日常漫步于村庄小路，观察自然，直至1793年去世，留下了大量笔记，其中与本南德与巴林顿两位博物学家交流的110封信札，结集为《塞耳彭自然史》，1789年出版。

吉尔伯特·怀特想不到，他与鸟兽草木、物产气候的自然对话，竟不知不觉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自然万物视为一个有机系统，重塑了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新视角，为现代意义的自然观察打下了基础；开启了自然随笔这种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模式，他自己也因此被誉为现代观鸟之父……

此后两百多年间，这本《塞耳彭自然史》一版再版，直至今天。塞耳彭这座伦敦西南方的小村庄也因为怀特红遍博物界甚至旅游界，成了世界各地爱好自然的访客的朝圣地。

《塞耳彭自然史》为我国读者所知，要上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1934年3月，李广田在《大公报》发文介绍。同年6月，周作人在《青年界》撰写文章。该文后收入他的自编文集《夜读抄》。文中引用赫德孙的文章称，怀特文体优美而清明，单因为写得好，一本书并不能生存。这里塞满了事实。他虽然谦逊极静默，他的精神却在每一页照耀着。周作人认可的是，“那世间不肯让这小书死灭的缘故，不单因为它小，写得好，充满趣味，而是此乃一种很有意思的人生文献。”据悉，周氏还节译过部分章节，比如《蜗牛与蛞蝓》，并遗憾不能把全书译出来。

2002年第一个中文译本终于面世，译者缪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缪哲译书的初衷是时下同类作品“感慨多观察少”。时隔近20年，花城出版社又推出第二个中文译本，译者张和声。此书为出版人、观鸟专家秦颖主编的“飞羽文库”中的一种。

该书将周作人的文章置于书前当做前言。博物专家邹崝华编辑审稿并作跋。邹崝华在文章中指出，怀特记录毛脚燕每年的到来、育雏、离开，记录林中小水塘随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而消涨，记录蟋蟀从卵到若虫到成虫的变态过程……将塞耳彭的自然万物纳入观察范围，从草木鸟兽、气候物候、地质地貌，到环境生态，无所不包。所有动植物都有自己的位置，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缺少任何一环，和谐就会被打乱。这样的自然理念，在此之前是没有的，或者说多少是模糊的，是怀特为英国近代生态思想打下了基础，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一代思想巨擘。

怀特的自然随笔，没有华丽的辞藻，而是带着温情，探究自然而思考生命。他的文学遗产也滋养了后世，19世纪涌现出的一大批自然随笔作品，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法布尔的《昆虫记》等。

有人称，这是一本无心写成的杰作。正因为无心，所以留下了永恒。

《沙乡年鉴》是美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其影响力堪与梭罗的《瓦尔登湖》比肩，是土地伦理学的开山之作。《沙乡年鉴》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在沙乡的农场里记录的一年变化，第二部分是关于美国各地的自然随笔，第三部分是作者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考。

“共生”理念最早在生物学领域提出，狭义上指不同物种之间互惠共生的状态，后在不同领域得到扩展，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中。《沙乡年鉴》凝结了利奥波德前期的乡村感受与生活经历，他将与人类“共生”的范围扩大，由此形成了自身的土地伦理观。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与自然的。利奥波德用白描手法记录下沙乡的一年四季：草原田鼠会为了冰融感到悲伤，一棵燃烧的橡树已经储存了80年的6月的阳光，所种的松树和停留的大雁数量可以来衡量农场春天的富足……潺潺流动的溪水、会呼吸的土壤、茂密的丛林，都是和人类共生的共同体成员。

沙乡坐落在威斯康星河畔，是利奥波德精神上的栖居之地。他在此地买了一片被废弃的农场，其后多年间，他与家人在这里种树育林，重新恢复土地健康。上一任主人耗光了农场的全部地力，利奥波德从无到有，构建起自己的生态理想世界。《沙乡年鉴》问世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黄金时代，人们狂热地消耗与改造自然，充满自信与乐观色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自己是比自然更高高在上的存在。而利奥波德反其道而行之，其生态思想在当时具有超越意义，二三十年后才受到广泛关注。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反复提到的共同体概念，就是共生理念的生动诠释。个人是由相互影响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个人和个人以外的部分共同生活在同一共同体中。除生物天性上的竞争关系外，伦理观念还促使共同体的成员互相合作。

而传统伦理学往往聚焦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利奥波德将共同体拓展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他所强调的，正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要从征服者变为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尊重每个成员，尊敬共同体本身。土地伦理将与人类共生的范围扩大，超越了我们以往认识的人类社会，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人们高呼要守护美丽家园，但几乎总是因为它“有用”才去爱护。殊不知征服者终将祸及自身。

我们反思人类的进步史会发现，人类改变自然能力不断加强，人类变得更加自信甚至自负，坚信着人是自然界的主宰。但在利奥波德看来，人只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员，“共同体”内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利奥波德概括土地伦理时道：“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人类不再是土地的征服者，而是土地的一般成员，尊重共同体成员的同时也是在尊重整个共同体。

利奥波德“沙乡”与梭罗的“小木屋”一起成为很多人的“此心安处”，毕竟从芬芳的泥土里寻找春天的气息，远比在电锯声中寻找蝉鸣来得美妙。

《白雪猪头》是著名作家苏童短篇小说的精品之一。小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叙述了一件家长里短的平凡事，看着像一篇稚气未脱的流水账。然而这种看似平滑松弛的语言，却刚好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琐碎与喧嚣，再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回忆。

在情节设置上，故事结构并不复杂，但却做到了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一个有着5个孩子的母亲，面对孩子长身体需要吃肉的迫切需求，把买猪头看作了自己义务和尊严。在按正常程序可以买到的情况下，却因为售货员张云兰滥用支配权而与猪头失之交臂，她体会到了生活中的某种不公，进而和张云兰大吵了一架。此时，母亲的愤怒和不甘，张云兰的泼辣与跋扈已跃然纸上，双方进一步的冲突也仿佛正在蓄势待发。

但艰难的生活现实以及对子女的爱与责任，却使她不得不压制这种愤怒，甚至放下自尊，为了孩子们要吃肉的肚子，去讨好掌管猪头支配权的张云兰，熬夜为她们家缝制5条裤子，甚至遭到了自家人的误解和抱怨。结果裤子缝好了，张云兰却调走了，母亲的愿望落了空。读者又开始为母亲的艰辛与委屈感到心疼。而此时由于我们看不到张云兰的内心变化，在情感上无疑仍是站在母亲这边，因此张云兰依旧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站在了读者情感的对立面。

好在作者最后给故事创造了一个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光明结局。春节前某个风雪交加的早晨，张云兰毫无征兆地送来两个猪头，并把自己买的尼龙袜子送给了兄弟俩，在这一剧烈的情节反转的同时，我们既为母亲的最终达成所愿，全家人过年能够吃到猪头肉感到高兴，但更大的惊喜是，此时张云兰和母亲之间所有的摩擦、怨怼、猜忌和不平等都顷刻消解了，我们由此认识到了一个有血有肉、讲人情、懂感恩的张云兰，并以回忆童年般的视角，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和人性的美好。

母亲虽然和张云兰最终也没能成为朋友，但她们却惦记着彼此的好，所以在杂品店不期而遇时，尽管有些生分客套，还因为互相礼让，将一只上好的芦花扫帚拱手让给了别人，但此时她们的客套，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相互理解、信任上的彼此感念、惺惺相惜。

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情的社会里，我们有时也难免会遭遇一些“我”母亲般的不公和委屈。特别是需要办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明明可以有章可循，按规矩办事，可操作起来，总绕不开“有关系好办事”的现实和思维。甚至连只是掌握了几个猪头分配权的肉铺售货员“张云兰”们都深谙此道，将利用“公权”做人情与为己谋利的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但故事围绕猪头这个在生活中很常见的食物，通过描写母亲开始时因为“抢买猪头”与张云兰的对抗，到“为买猪头”而曲意讨好张云兰，再到张云兰“送猪头上门”以及“杂品店重逢”，给在这个人情社会里遭遇到委屈的人们，一丝温暖而光明的安慰。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三卷昨晚播出，文学之旅精彩继续。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畅聊文学与音乐，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艺术思想、结构组织还是表现手段，音乐和文学都是相通的。苏童和阿来还在东澳岛上漫步，开启了一场神奇的植物发现之旅，并以此为切入点，分享隐藏在文学中的自然奥秘。“把在山水中的游历、观察转化为文字，展现扎根在大自然中的美丽的平凡的生命，我对此充满兴趣。”阿来说道。

文坛大家一齐面朝大海，品茗畅谈。

“从叙述、结构到表现手段，

文学和音乐是相通的”

文学和音乐，虽然是不同的艺术领域，但都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聊起文学与音乐，作为资深古典音乐迷，余华自然相当有发言权。

节目中，他以“写小说者”的敏锐与同感力，引领观众走近柴可夫斯基、鲁宾斯坦、巴赫、托尔斯泰、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布尔加科夫等音乐大师和文学巨匠，条分缕析他们的叙事技巧，带领观众抵达他们创作的灵魂所在。

“有些艺术作品是一直往前走，从不回头，还有一些作品是向我们走来的。托尔斯泰就是向我们走来的，那么的宽广。”余华表示，“文学和音乐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程永新则做出了这样的解读：“欣赏交响乐其实跟阅读文学作品有相通的地方。音乐的元素主要是用旋律、节奏、音符来表现故事性；文字的力量就更清晰、更准确，能够写出生活中人的常态，两者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一起聊文学与音乐。

苏童、阿来探寻岛上神秘植物，

呼吁保护生态环境

过去这些年，阿来常跟一些环保组织、自然资源调查的科学家一起，开展珍贵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并将心得体会写到自己的文章中，呈现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呼吁大众保护生态环境。

节目中，阿来和苏童一起饶有兴致地在东澳岛上漫步，岛上原始自然的生态环境让他们叹为观止。黄蝉、鬼针草、蟛蜞菊、四照花、毛牡丹、山茶、扶桑……每一株植物，阿来都能脱口而出它们的名字和产地，对其生长环境更是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他还推荐了许多经典的自然文学作品，比如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他们不光是写自然、认识自然，倡导保护自然，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环境立法，他们是先驱和行动派。”阿来说道。

保持对生活的感知力，

阅读就是在发现美好

文学是否能提升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力和对美的感知力？对于这个问题，文坛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余华看来，这种对美的感知力，与作品中描写的场景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没有任何关系。

他以川端康成的《美的存在与发现》和苏童的《白雪猪头》为例，进行了生动的对比。余华分析道，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有一个选段描写了旭日东升照在酒杯上的变化，那是一种富足的生活，一种细腻的美；而苏童的作品，则是通过前期细致的情感铺垫，在朴素生活里让读者发现了一种美。

“人的一生特别有限，但阅读让我们能够发现美，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只有阅读，让我们本来活一辈子，有可能增加一点。”程永新表示，“通过阅读，你的精神世界会丰富，你的价值观会慢慢建立起来，你就很容易去发现美好。”

文图均由《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节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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