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韵|悦读(202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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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热播

“风帮我翻了书页”

□张映竹

这里让余华发出“哇,这风一吹舒服,这地方很舒服”的感叹,阿来赞叹“海是漂亮的,有点像台湾的垦丁”。这里让他俩默契地相视一笑“在这看书……”“风帮我翻了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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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昨日,由今日头条、江苏卫视联合出品,珠海万发集团协助拍摄的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二卷播出。在珠海东澳岛上,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四位“书屋主理人”迎来了当代作家阿来。

 

从碧海沙滩到山间丛林,这座植被丰茂的海岛保留着原始自然的生态风貌,充满着清新治愈的气息。第二卷节目中,全新拍摄取景地飞鹰栈道亮相。登上栈道的一刻,山海画卷舒展眼前,胡桃色的木板与碧蓝大海碰撞出和谐唯美的画面。

 

几位文坛老友在岛上的飞鹰栈道上相聚,在森林与大海的簇拥下徒步,远离喧嚣,看山观海,一同体会自然的美好。阿来不禁感叹说:“海是漂亮的,有点像台湾的垦丁。”沿着飞鹰栈道往“山海经书屋”走去,余华说:“在这看书……”阿来便默契地接上一句:“风帮我翻了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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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等文坛好友围坐在一起,聊文学、聊写作、聊曾经发生的趣事。

 

诚然,温润的海风、洁白的沙滩、湛蓝的海水、茂密的植被,这座宁静的小岛令人心旷神怡。作为节目中的“文艺栖息地”,“山海经书屋”由岛上的一处驿站改造而成,屹立于山坡之上,现代建筑与自然景观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意境。在这座书屋里,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阿来等几位文坛好友围坐在一起,聊文学、聊写作、聊曾经发生的趣事,时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新书屋对面的山坡上有很多风车,风车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暂时的停歇是为了下一次转动,这就是能量的集聚。阅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积蓄能量的过程。”苏童说。作为东澳岛的最高点,在风车山上可以俯瞰整座海岛,清晨的日出与傍晚的夕阳都让这里变得格外迷人。

 

《我在岛屿读书》制片人颜小可表示:“万般诗情画意,都写在这片南方海水里。”节目所营造出的诗意、浪漫、开放的阅读场景,让观众得到身体和心灵的放松。节目中的人文景观、道路建筑等,形诸笔端、进入镜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岛屿书屋的精巧设计,让作家们齐齐称赞,飞鹰栈道上留下了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阿来一起漫步的足迹。环岛而建的栈道、公路,将岛上各个景点、沙滩、公园有机串联到一起,有着“钻石银滩”美誉的南沙湾拥有“会微笑的海岸线”,滨海栈道沿途的碧海蓝天让游客每按下一次快门都能诞生一张夏日写真,山海相依的自然美景走近每位作家身边,也走近了每位观众心里。

 

当然,不只赏心悦目,节目中的海岛景色还具有叙事功能。当作家们分享一本书中的某个片段时,与文字意境相得益彰的画面随之浮现,不仅让抽象的文字变得具象,让具象的描写变得写意,也让阅读的氛围变得更为诗意。

 

抬头看海,低眉读书,节目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兼具浪漫气质和人文风貌的珠海海岛,一种理想的生活场景,让人们在奔波忙碌的日常生活中,不忘为心灵寻得一方栖息地。“哇,这风一吹舒服,这地方很舒服。”伴随着徐徐吹来的海风,余华坐在岛上民宿“里苑”的凉亭下啧啧称赞。阳光洒在绵延的海滩上,作家们从城市走向海岛,枕浪听风,品茗开卷,时间于此放缓了脚步,让观众也慢上一拍,听着海风吹过的声音,感受珠海东澳岛的诗意与浪漫。

名家简介

阿来

1959年出生在四川。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有诗集《梭磨河》,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以及“山珍三部”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看见》等,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以及2017年的百花文艺小说、散文奖“双奖”等文学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西、俄等20余种语言出版。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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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

 

名家荐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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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文学记忆

 

“整个80年代,我的文学履历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几乎每一家书店,都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另一个作家家里,从相识到相知,媒介便是读书的话题。”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

 

那时他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北京城也没现在这么大,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能逛书店,去住得不远的张承志、李陀、郑万隆、史铁生、阿城等家里——不用提前打招呼,直接敲门而入就行,然后从早到晚地混在一起。

 

朱伟常说,此生幸运,是还在年轻时,亲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为回顾也为纪念,他写了一本《重读八十年代》,书如其名,是对他曾经接触的一批80年代崭露头角、声名鹊起的作家创作轨迹的重新梳理和解读。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人对那个逝去时代总有一种情结,那是他们自己的青春期。朱伟去阿城家里,阿城不在,桌子上却有留言:“面条在盆里。”或者,看到格非因为妻子在日本可能回不来而愁眉苦脸,立马给格非妻子写了封信,劝她快回来。“那时他们还不是大作家,我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而不只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就像余华所说,不是朱伟找我约稿,而是我有合适的稿子给朱伟。”

 

在这酣畅的氛围里,年轻的文学同仁们亲密无间,喝酒、看球,整夜整夜地聊文学,共享着久违的精神乌托邦。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既自命不凡也如饥似渴,他们会把对方的话作为读书的索引,通读西方文学作品。朱伟还跟格非等人约定,坐在一起,相互不谈对方作品优点,只谈问题。直到今日,他对这些早已成名成家的老朋友也不“客气”,譬如会直截了当告诉格非说,他的《江南三部曲》第一二部都写得好,第三部就“掉”下来了。在他看来,这很正常,“好的作家都会不断往前走,超越自己,容不下批评的就会被淘汰。”

 

虽然记录了诸多轶事,但《重读八十年代》并非一部回忆录,而更像是一部个人性质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从王蒙到苏童,10个作家,朱伟给每个人写了一部糅合了个人记忆的作家论,重读他们几乎全部作品,回顾其文学史意义。亲自参与过那样“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得提不起裤子”(黄子平语)的时代,就有了知人论世的优势:“我了解他们个人,知道其作品的创作状态,知道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大概要表达什么。”如今一个个声名赫赫、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在当年也有可循的成长轨迹:莫言是在压力之下写出反叛式的《透明的红萝卜》,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余华接连三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三级跳,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生代作家。“隔了二三十年,这些作品还十分受欢迎,说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都是经典作品,时间没有消耗它们。”

 

20世纪80年代群星闪耀,通读文本回归文学史现场,写这样一部“夹叙夹议”的书并不容易。格非说,朱伟是典型的“老派人物”,写东西也是,有天突然告诉他说要开始写他了,要求格非把所有作品给自己寄去,而且这几个月不能外出,随时等候朱伟的电话来答疑释惑。格非一开始不耐烦,但朱伟每写完一篇都发给他看,格非不禁看得感动:朱伟真是模范读者,懂作家、懂作品。(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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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大家漫步东澳岛。

 

当人工智能遇上文学

《我在岛屿读书》给出诗意的答案

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AI写作能否取代作家写作,一度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昨日,《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二卷播出,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以作品名《活着》《妻妾成群》为题让AI进行写作。在本期节目中,当代作家阿来做客珠海“山海经书屋”,与余华、苏童等人回忆一起整夜聊文学、看球、听摇滚的20世纪80年代。

 

人工智能VS人类写作

苏童:“文学是最后一个堡垒”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作品”,文坛大家们会给出怎样的评价?余华、苏童、程永新等人以作品名《活着》《妻妾成群》为题,让AI进行诗歌创作。几秒钟之后,“作品”诞生,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这个诗也一般。”“没我写得好!”“和我比差远了。”文坛大家们笑着评价道。

 

而至于AI写作是否会改变未来文学发展的进程,甚至取代作家写作,文坛大家们的答案很相近。苏童表示:“即使它越来越厉害,文学一定是最后一个堡垒。”程永新说道:“文学作品的好坏高低,在于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于能描绘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这就是人的思维、人的情感、人的体验的特殊性。人工智能是机器,是数据堆砌成的,所以AI写作要具备这种能力是有难度的。”余华则认为,人类的文明极其复杂,而且每个人的命运都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不是它(人工智能)能给你指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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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探讨AI写作。

 

回忆一起聊文学一起看球

致敬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

当代作家阿来做客珠海“山海经书屋”,让这场老友聚会更加充满趣味。阿来著有《尘埃落定》《空山》《蘑菇圈》等中长篇小说,曾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与余华、苏童等人亦是多年的老朋友。

 

老友相聚,自然免不了闲话当年。节目中,他们从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聊开去,兴致盎然地追忆起了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在《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曾这样写道:“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

 

阿来表示,在那个资源尚不十分富足的时代,买书是要靠抢购的。“那时候,我们县里就一家新华书店,前一天晚上贴公告通知第二天的作品,明天卖《古文观止》、卖托尔斯泰的《复活》之类,可能总共才一二十本,读者天刚亮就要去排队。如果你排到十名以后就几乎没戏了。”阿来回忆道。

除了一起聊文学,文坛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足球。20世纪80年代,“球王”马拉多纳横空出世,余华、苏童、阿来都是他的忠实球迷,常常聚在一起为阿根廷队摇旗呐喊。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余华还和阿来一起去现场看球,真切感受了一次“我为球狂”的激情。

 

回忆起这些往事,文坛大家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们坐在一起这么聊天了,轻轻松松的,很纯粹,一下子把我们的记忆拉回了那个年代。”苏童说。

 

青春岁月里的巨星

惠特曼、聂鲁达是“我们共同的诗人”

 

如果说余华、苏童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顶流”的话,那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也有许多巨星般的存在,对他们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其中,沃尔特·惠特曼和巴勃罗·聂鲁达毫无疑问是最耀眼的两颗星,“他们是我们共同的诗人”。

 

为此,阿来甚至沿着聂鲁达的诗歌足迹,探访了智利和秘鲁。“我把聂鲁达的诗集打开,他写过哪些地方,我就加入到自己的行程里。当时花了十几天,好好走了一遍,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阿来表示,聂鲁达的诗歌既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合,又能很好地呼应时代,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署名外,文图均由《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节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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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庞晓丹 责任编辑:孙宁
湾韵|悦读(2023年6月23日)
珠海特区报 2023-06-23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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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热播

“风帮我翻了书页”

□张映竹

这里让余华发出“哇,这风一吹舒服,这地方很舒服”的感叹,阿来赞叹“海是漂亮的,有点像台湾的垦丁”。这里让他俩默契地相视一笑“在这看书……”“风帮我翻了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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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昨日,由今日头条、江苏卫视联合出品,珠海万发集团协助拍摄的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二卷播出。在珠海东澳岛上,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四位“书屋主理人”迎来了当代作家阿来。

 

从碧海沙滩到山间丛林,这座植被丰茂的海岛保留着原始自然的生态风貌,充满着清新治愈的气息。第二卷节目中,全新拍摄取景地飞鹰栈道亮相。登上栈道的一刻,山海画卷舒展眼前,胡桃色的木板与碧蓝大海碰撞出和谐唯美的画面。

 

几位文坛老友在岛上的飞鹰栈道上相聚,在森林与大海的簇拥下徒步,远离喧嚣,看山观海,一同体会自然的美好。阿来不禁感叹说:“海是漂亮的,有点像台湾的垦丁。”沿着飞鹰栈道往“山海经书屋”走去,余华说:“在这看书……”阿来便默契地接上一句:“风帮我翻了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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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等文坛好友围坐在一起,聊文学、聊写作、聊曾经发生的趣事。

 

诚然,温润的海风、洁白的沙滩、湛蓝的海水、茂密的植被,这座宁静的小岛令人心旷神怡。作为节目中的“文艺栖息地”,“山海经书屋”由岛上的一处驿站改造而成,屹立于山坡之上,现代建筑与自然景观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意境。在这座书屋里,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阿来等几位文坛好友围坐在一起,聊文学、聊写作、聊曾经发生的趣事,时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新书屋对面的山坡上有很多风车,风车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暂时的停歇是为了下一次转动,这就是能量的集聚。阅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积蓄能量的过程。”苏童说。作为东澳岛的最高点,在风车山上可以俯瞰整座海岛,清晨的日出与傍晚的夕阳都让这里变得格外迷人。

 

《我在岛屿读书》制片人颜小可表示:“万般诗情画意,都写在这片南方海水里。”节目所营造出的诗意、浪漫、开放的阅读场景,让观众得到身体和心灵的放松。节目中的人文景观、道路建筑等,形诸笔端、进入镜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岛屿书屋的精巧设计,让作家们齐齐称赞,飞鹰栈道上留下了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阿来一起漫步的足迹。环岛而建的栈道、公路,将岛上各个景点、沙滩、公园有机串联到一起,有着“钻石银滩”美誉的南沙湾拥有“会微笑的海岸线”,滨海栈道沿途的碧海蓝天让游客每按下一次快门都能诞生一张夏日写真,山海相依的自然美景走近每位作家身边,也走近了每位观众心里。

 

当然,不只赏心悦目,节目中的海岛景色还具有叙事功能。当作家们分享一本书中的某个片段时,与文字意境相得益彰的画面随之浮现,不仅让抽象的文字变得具象,让具象的描写变得写意,也让阅读的氛围变得更为诗意。

 

抬头看海,低眉读书,节目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兼具浪漫气质和人文风貌的珠海海岛,一种理想的生活场景,让人们在奔波忙碌的日常生活中,不忘为心灵寻得一方栖息地。“哇,这风一吹舒服,这地方很舒服。”伴随着徐徐吹来的海风,余华坐在岛上民宿“里苑”的凉亭下啧啧称赞。阳光洒在绵延的海滩上,作家们从城市走向海岛,枕浪听风,品茗开卷,时间于此放缓了脚步,让观众也慢上一拍,听着海风吹过的声音,感受珠海东澳岛的诗意与浪漫。

名家简介

阿来

1959年出生在四川。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有诗集《梭磨河》,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以及“山珍三部”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看见》等,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以及2017年的百花文艺小说、散文奖“双奖”等文学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西、俄等20余种语言出版。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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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

 

名家荐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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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文学记忆

 

“整个80年代,我的文学履历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几乎每一家书店,都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另一个作家家里,从相识到相知,媒介便是读书的话题。”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

 

那时他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北京城也没现在这么大,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能逛书店,去住得不远的张承志、李陀、郑万隆、史铁生、阿城等家里——不用提前打招呼,直接敲门而入就行,然后从早到晚地混在一起。

 

朱伟常说,此生幸运,是还在年轻时,亲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为回顾也为纪念,他写了一本《重读八十年代》,书如其名,是对他曾经接触的一批80年代崭露头角、声名鹊起的作家创作轨迹的重新梳理和解读。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人对那个逝去时代总有一种情结,那是他们自己的青春期。朱伟去阿城家里,阿城不在,桌子上却有留言:“面条在盆里。”或者,看到格非因为妻子在日本可能回不来而愁眉苦脸,立马给格非妻子写了封信,劝她快回来。“那时他们还不是大作家,我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而不只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就像余华所说,不是朱伟找我约稿,而是我有合适的稿子给朱伟。”

 

在这酣畅的氛围里,年轻的文学同仁们亲密无间,喝酒、看球,整夜整夜地聊文学,共享着久违的精神乌托邦。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既自命不凡也如饥似渴,他们会把对方的话作为读书的索引,通读西方文学作品。朱伟还跟格非等人约定,坐在一起,相互不谈对方作品优点,只谈问题。直到今日,他对这些早已成名成家的老朋友也不“客气”,譬如会直截了当告诉格非说,他的《江南三部曲》第一二部都写得好,第三部就“掉”下来了。在他看来,这很正常,“好的作家都会不断往前走,超越自己,容不下批评的就会被淘汰。”

 

虽然记录了诸多轶事,但《重读八十年代》并非一部回忆录,而更像是一部个人性质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从王蒙到苏童,10个作家,朱伟给每个人写了一部糅合了个人记忆的作家论,重读他们几乎全部作品,回顾其文学史意义。亲自参与过那样“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得提不起裤子”(黄子平语)的时代,就有了知人论世的优势:“我了解他们个人,知道其作品的创作状态,知道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大概要表达什么。”如今一个个声名赫赫、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在当年也有可循的成长轨迹:莫言是在压力之下写出反叛式的《透明的红萝卜》,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余华接连三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三级跳,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生代作家。“隔了二三十年,这些作品还十分受欢迎,说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都是经典作品,时间没有消耗它们。”

 

20世纪80年代群星闪耀,通读文本回归文学史现场,写这样一部“夹叙夹议”的书并不容易。格非说,朱伟是典型的“老派人物”,写东西也是,有天突然告诉他说要开始写他了,要求格非把所有作品给自己寄去,而且这几个月不能外出,随时等候朱伟的电话来答疑释惑。格非一开始不耐烦,但朱伟每写完一篇都发给他看,格非不禁看得感动:朱伟真是模范读者,懂作家、懂作品。(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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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大家漫步东澳岛。

 

当人工智能遇上文学

《我在岛屿读书》给出诗意的答案

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AI写作能否取代作家写作,一度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昨日,《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二卷播出,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以作品名《活着》《妻妾成群》为题让AI进行写作。在本期节目中,当代作家阿来做客珠海“山海经书屋”,与余华、苏童等人回忆一起整夜聊文学、看球、听摇滚的20世纪80年代。

 

人工智能VS人类写作

苏童:“文学是最后一个堡垒”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作品”,文坛大家们会给出怎样的评价?余华、苏童、程永新等人以作品名《活着》《妻妾成群》为题,让AI进行诗歌创作。几秒钟之后,“作品”诞生,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这个诗也一般。”“没我写得好!”“和我比差远了。”文坛大家们笑着评价道。

 

而至于AI写作是否会改变未来文学发展的进程,甚至取代作家写作,文坛大家们的答案很相近。苏童表示:“即使它越来越厉害,文学一定是最后一个堡垒。”程永新说道:“文学作品的好坏高低,在于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于能描绘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这就是人的思维、人的情感、人的体验的特殊性。人工智能是机器,是数据堆砌成的,所以AI写作要具备这种能力是有难度的。”余华则认为,人类的文明极其复杂,而且每个人的命运都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不是它(人工智能)能给你指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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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探讨AI写作。

 

回忆一起聊文学一起看球

致敬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

当代作家阿来做客珠海“山海经书屋”,让这场老友聚会更加充满趣味。阿来著有《尘埃落定》《空山》《蘑菇圈》等中长篇小说,曾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与余华、苏童等人亦是多年的老朋友。

 

老友相聚,自然免不了闲话当年。节目中,他们从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聊开去,兴致盎然地追忆起了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在《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曾这样写道:“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

 

阿来表示,在那个资源尚不十分富足的时代,买书是要靠抢购的。“那时候,我们县里就一家新华书店,前一天晚上贴公告通知第二天的作品,明天卖《古文观止》、卖托尔斯泰的《复活》之类,可能总共才一二十本,读者天刚亮就要去排队。如果你排到十名以后就几乎没戏了。”阿来回忆道。

除了一起聊文学,文坛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足球。20世纪80年代,“球王”马拉多纳横空出世,余华、苏童、阿来都是他的忠实球迷,常常聚在一起为阿根廷队摇旗呐喊。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余华还和阿来一起去现场看球,真切感受了一次“我为球狂”的激情。

 

回忆起这些往事,文坛大家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们坐在一起这么聊天了,轻轻松松的,很纯粹,一下子把我们的记忆拉回了那个年代。”苏童说。

 

青春岁月里的巨星

惠特曼、聂鲁达是“我们共同的诗人”

 

如果说余华、苏童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顶流”的话,那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也有许多巨星般的存在,对他们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其中,沃尔特·惠特曼和巴勃罗·聂鲁达毫无疑问是最耀眼的两颗星,“他们是我们共同的诗人”。

 

为此,阿来甚至沿着聂鲁达的诗歌足迹,探访了智利和秘鲁。“我把聂鲁达的诗集打开,他写过哪些地方,我就加入到自己的行程里。当时花了十几天,好好走了一遍,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阿来表示,聂鲁达的诗歌既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结合,又能很好地呼应时代,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署名外,文图均由《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节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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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庞晓丹 责任编辑: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