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韵|张鸿:内罗毕的李大姐

张鸿 女,一级作家、出版策划人、资深文学编辑。已出版作品集《指尖上的复调》《香巴拉的背影》《没错,我是一个女巫》《每张面孔都是一部经书》,人物传记《高剑父》,文学评论集《编辑手记》,编著《大地上的标记——中国实力散文五十家》等,策划主编“现代性五面孔”作家精品选系列丛书。现任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兼副主编,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内罗毕很像欧洲的小镇,历史上它是英属殖民地。但考察非洲的传统文化,内罗毕是必选的,没有之一。不要把内罗毕想象得很穷困,可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秩序井然的城市。

我们与市政府的文化部门交流时,翻译是一位中国人,河南小伙子,曾经在深圳居住过几年,后来,来到内罗毕大学上学,就留了下来,他的个性稍显木讷,翻译得也不是很到位。于是,第二天给我们换了一个翻译。

我的同事们先见到她,李女士,她已经年过五十了,比我们团队的最年长的团员小两岁。同为女性,她和我走得更近一些。她担任翻译,怎么说呢?也许民间可以,但官方的翻译她还是力不从心,好在我和另一位团员还能补台。

李大姐个子不高,不胖不瘦,纹着黑黑的眼线,已经洇开了,像两个大的黑眼圈,她没有化妆,还是显老态的,操着京腔,声音略粗哑,也许是因为她一直抽烟吧。

李大姐来自北京,在内罗毕近二十年,她有五年没有回国了。出国前,她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工厂工作,早早地就下了岗。下岗不久就离了婚,孩子才三岁。娘家负担也重,加之父母本来就不同意她的婚事,所以她也不回娘家。她说她那会儿那个难呀,谁能帮她养育孩子,她就跟着谁。她自己也没闲着,啥事儿来钱就做啥。后来,孩子也长大了,上小学了,调皮得不行,不好好读书。她有一个拐弯抹角的朋友在内罗毕做小生意,她就在1990年的春节时跟着朋友到了内罗毕。

她说,起初在一个小店面卖从国内倒来的电子元件,后来就啥都卖,钱赚得不多,自己过日子没问题。儿子放在妈妈家,生活费、学费啥的她都寄回去,所以这么一来,她的生活又紧张了。随着国内出国旅游、公干的人多了,她们一个小“团伙”就与国内的旅行社联系上,在肯尼亚做地陪。“中国人的钱还是好赚,大方。”她吐了一口烟。

我问她想不想回国,她说回去干啥?她在北京一无所有,除了老妈还活着。出来二十年,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爸死了,一次是换护照。现在儿子也来了,在内罗毕卖电子产品,现在中国的电子产品可不是当年那些元件了,只要非洲人的脑子想得到的,中国都有。

离开内罗毕的前一晚,李大姐来到我的房间,客气地说明天她就不随行了,然后,她从背包里拿出几条披巾,说是国际一流品牌,80美元一条,让别的团员也买。我说,天晚了,其他人都休息了,我买就行了。我肯定这是国内的仿品,其次,我对国际一流大牌无感,但我还是买了,她手上的四条我都买下了。

 

 

封面图:刘轶男
编辑:唐祺珍 责任编辑:丹梅
湾韵|张鸿:内罗毕的李大姐
珠海特区报 2023-12-04 12:16

张鸿 女,一级作家、出版策划人、资深文学编辑。已出版作品集《指尖上的复调》《香巴拉的背影》《没错,我是一个女巫》《每张面孔都是一部经书》,人物传记《高剑父》,文学评论集《编辑手记》,编著《大地上的标记——中国实力散文五十家》等,策划主编“现代性五面孔”作家精品选系列丛书。现任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兼副主编,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内罗毕很像欧洲的小镇,历史上它是英属殖民地。但考察非洲的传统文化,内罗毕是必选的,没有之一。不要把内罗毕想象得很穷困,可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秩序井然的城市。

我们与市政府的文化部门交流时,翻译是一位中国人,河南小伙子,曾经在深圳居住过几年,后来,来到内罗毕大学上学,就留了下来,他的个性稍显木讷,翻译得也不是很到位。于是,第二天给我们换了一个翻译。

我的同事们先见到她,李女士,她已经年过五十了,比我们团队的最年长的团员小两岁。同为女性,她和我走得更近一些。她担任翻译,怎么说呢?也许民间可以,但官方的翻译她还是力不从心,好在我和另一位团员还能补台。

李大姐个子不高,不胖不瘦,纹着黑黑的眼线,已经洇开了,像两个大的黑眼圈,她没有化妆,还是显老态的,操着京腔,声音略粗哑,也许是因为她一直抽烟吧。

李大姐来自北京,在内罗毕近二十年,她有五年没有回国了。出国前,她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工厂工作,早早地就下了岗。下岗不久就离了婚,孩子才三岁。娘家负担也重,加之父母本来就不同意她的婚事,所以她也不回娘家。她说她那会儿那个难呀,谁能帮她养育孩子,她就跟着谁。她自己也没闲着,啥事儿来钱就做啥。后来,孩子也长大了,上小学了,调皮得不行,不好好读书。她有一个拐弯抹角的朋友在内罗毕做小生意,她就在1990年的春节时跟着朋友到了内罗毕。

她说,起初在一个小店面卖从国内倒来的电子元件,后来就啥都卖,钱赚得不多,自己过日子没问题。儿子放在妈妈家,生活费、学费啥的她都寄回去,所以这么一来,她的生活又紧张了。随着国内出国旅游、公干的人多了,她们一个小“团伙”就与国内的旅行社联系上,在肯尼亚做地陪。“中国人的钱还是好赚,大方。”她吐了一口烟。

我问她想不想回国,她说回去干啥?她在北京一无所有,除了老妈还活着。出来二十年,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爸死了,一次是换护照。现在儿子也来了,在内罗毕卖电子产品,现在中国的电子产品可不是当年那些元件了,只要非洲人的脑子想得到的,中国都有。

离开内罗毕的前一晚,李大姐来到我的房间,客气地说明天她就不随行了,然后,她从背包里拿出几条披巾,说是国际一流品牌,80美元一条,让别的团员也买。我说,天晚了,其他人都休息了,我买就行了。我肯定这是国内的仿品,其次,我对国际一流大牌无感,但我还是买了,她手上的四条我都买下了。

 

 

封面图:刘轶男
编辑:唐祺珍 责任编辑:丹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