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夏，阎纲先生九十岁出新书：《我还活着》。

令人陡然一震。泰戈尔说“我活着”是自喜、自惊。阎老加上一个“还”字，是自信、自励，是宣示，是挑战。挑战生活与命运。

“活着”干什么？“活就活个明白，说人话，做人事”。简简单单的大白话，却疾风暴雨，波浪滔天。这可是大任务，任重道远。锤子式的句式，一锤下去，火星喷溅。书中这种出语奇横的句式，海了去啦！

写癌病房：“满屋秃子！每人床前挂着几个吊瓶，不停地呻吟、呕吐……”甚至调侃自己也如此：“瘦猴一个，电线杆子一根，又暗自神伤。我属猴。”“爱小目标不爱众目睽睽……越来越不如颧骨高高突起的马三立。”快然自适，气蕴盈溢。

再譬如：“我还活着，我作证。”为谁作证？证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尽人皆可猜测，或许答案各有不同。可以肯定的是，是为当代文学作证，为作家作证。

阎纲先生是我接触过的第一位文坛重量级人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茅盾点评的《1960年短篇小说欣赏》。我读后颇有心得，便写成文章寄给《文艺报》，不想正是阎纲先生看到我的稿子，并专程到天津约我面谈修改意见。当时阎纲先生在一个文学爱好者心目中是大神一般的存在，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这般大才竟从北京专程来到天津，约我面谈修改意见。下班后我骑车一个小时零四十五分钟，赶到赤峰道百花文艺出版社招待所。身材修长、面目清俊的阎先生，面对面掰开揉碎了跟我讲怎样修改那篇文章。

好不容易见到这样的人物，我当然也有许多问题要请教，有的跟这篇文章有关系，有的与文章本身没有关系……谈话结束已经很晚了。我住工厂的单身宿舍，工厂在北郊工业区，天津城是南北狭长，当年“天津战役”的成功就因为采用了从东西两面进攻的“斩断长蛇”的战术。我骑着自行车是从蛇的七寸处到蛇尾，回到宿舍哪还睡得着，趁热打铁修改那篇稿子。改完抄清，天已发亮，干脆骑车把稿子又送到招待所。招待所大门虚掩，阎纲先生下榻的房间竟也不锁门，我如入无人之境，悄无声息地直抵阎先生床头，把稿子放到桌子上，又悄悄退出，并未惊醒他的沉睡。或许昨晚我走后，他也开夜车了。

我交了稿，心神大为松快，骑车回厂直奔食堂，四两大饼夹两个炸糕，这一夜在“长蛇”上往返四趟，加起来骑车近七个小时，确实有点饿了。上班后接到阎先生电话，对我的改稿表示满意。这次经历也让我铭记终生。

1983年《小说选刊》问世，在创刊号头条选了我的短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并配发了阎纲先生的短评《又一个厂长上任》……这是真正的导师，非是现在把称“老师”当客气话挂在嘴头上所能比。

这部书就是他的“证词”。为柳青作证：“半生顿踣，死后寂寞”，“梁生宝、梁三老汉不会过时，《创业史》不会速朽”。中国确确实实经历过一个“社会主义高潮”，《创业史》是那种语境下的“文学社会史”，写出了苦难深重的庄稼汉“在一种类似宗教的鼓动下的理想国、心灵史”，这样的表述是何等的精确、服人。路遥和陈忠实都把《创业史》读了七遍。不知其他地方的作家，还有这样读本土前辈作家作品的吗？

路遥给《平凡的世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疯子般一把推开窗户将笔扔了出去，扔得很远，叫喊：‘这是为什么？’然后冲进厕所，对着镜子再行扣问：‘我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便放声大哭。”以命搏文字，想不惊世都难。阎老引高建群赠路遥的话：“文学是一种殉道，陕北高原是一个英雄史诗、美人吟唱的地方。”陕西才子成群。陕西文道是由司马迁开辟的。

陕西是文学的高地，也是文学的福地。已享米寿的文坛福星周明，邀约阎纲：“阎兄，日月如梭，转眼就是百年，咱俩葬到一起吧。我家在秦岭脚下，有地，终南山隐士处、白居易‘观刈麦’地，由你挑。”他们是同乡、同学、同事，做了一辈子的朋友还没做够，竟希望死后也葬在一起！在当今文坛上，还找得出第二对吗？

我极认可他为周明的画像：“热爱生活，精力充沛，有求必应……是热心穿梭的‘文坛基辛格’，从早笑到晚，越老越比儿子年轻，没大没小，人见人爱。他的命不大，谁命大？”澄怀创真，情谊酣畅，显示了两个人充盈的生命力。

阎纲为吴冠中作证：“他丰满而瘦小，富有而简陋，平易而固执，谦逊而倔强，誉满全球却像个苦行僧”。句式如连珠炮，元气浑成，字字朗激。

为屠岸作证：“乍看文弱书生，再看是大儒……满腹经纶的文场通才”，“历经乱世，两次自杀，屠岸还是挺过来了，思维敏捷，生活规律，不生闲气，比鲁迅健康，比托尔斯泰命大……”用十来个精妙的句子，把老诗人饱经磨难的一生概括得清和刚劲，又明快朗润。

我以为，评论的本质是交流。与读者交流，与作者交流，与文学史交流。阎先生的评论言简意赅，这本书里的证词大都是好话。但好话不多说，如排球场上对阵，讲究“短平快、稳准狠”。因他“兴趣在大众文艺一边，痴心于大众文学、民间文化……”所以他对作家极友好，精神刚硬强大，心地柔软和厚，故能以善为魂，以文为骨。良药不一定非得“苦口”，《随园诗话》云：“药之上品，其味必不苦，若人参、枸杞……”同样是陕西大才的李建军有言：“伟大的文学从来不是怨毒的”。

阎先生喜欢使用锤子式的语句，对响鼓要重锤，对业余作者小锤点拨。如今敢说作家的好话，也需要勇气和正直坦荡的品格。因为现实的风气是不能公开说某个作家的好话，人心陷溺，文场也一样，你说张三好，会开罪不喜欢张三的人。你不知道现在的人际关系有多复杂，不是现实主义，是人人活得现实。所以聪明人想说自己小圈子里哥们的好话，都要用轻贬真褒或打情骂俏的方式。阎老不怕，有胆气，有真性情。文气通正气。古人云，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有真性情才有好文字。

他尖锐，识力深透，且看他的焦虑：“我是乐观主义者，但对我国文艺界多多少少有些悲观。中国作家笔下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很难说都是成熟的角色。我非响鼓，也挨了他一记重锤。凡“中国作家”读到这段文字，都能掂得出分量，不能不反省自己的作品中有没有这些毛病。

老，是一门学问。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不是指到老了还能读书看报。想要老得漂亮，是要学的，学会怎么变老。《我还活着》就是一本教人怎样能老得漂亮的书。沧桑作笑谈，坎坷任纵横，神思感奋，逸兴遄飞……做过别人的贵人，自己也会遇到贵人。如此老境，怎不风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