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陈继儒在《笔记》中记载，曾见过苏轼的一篇砚铭手迹，上面是这样一段对话：

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曰：“以备损坏。”居士曰：“吾手或先砚坏。”曰：“真手不坏。”居士曰：“真砚不坏。”

作为文学家、书画家的陈继儒也是一位大收藏家，这事应该可信。苏轼也确实有这样一则砚铭，是为门生黄庭坚所写，但这段充满禅机的对话是实录还是虚构？是否就是苏黄二人之间的对话？尚不可知。

古时文人的雅兴怪癖素来被人称道传颂，也大都成为绘画的题材。如王羲之的爱鹅，米芾的拜石，倪瓒的洗桐，林和靖的梅妻鹤子，枚不胜举。当然，这其中少不了苏轼的品砚——很多人物画家都画过。自古有武人宝剑、文人宝砚一说。陆游有诗云：“穷交谁耐久？晨暮一破砚。”陈继儒则说得更为形象生动：“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可见砚与文人雅士的亲密如影随形、亦步亦趋。但像苏轼这样的爱砚成癖者却不多见。有人作过统计，查其文集，苏轼一生作铭69篇，其中砚铭就达29篇之多，此外还有不少咏砚的诗词。苏轼好砚的情结，应始于少时所得“天石砚”，因此作《天石砚铭》——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铭文仅32字，却前有序、后有跋。儿子捡到一块奇异的石头，老子便认为是一方天石之砚，坚称此乃文字吉兆。所以苏轼“宝而用之”，怀有不负苍天的雄心。可是到了元丰二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站在司马光一边，因言获罪，这宗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显然，这一事件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其创作风格的分水岭。这之前，从任杭州通判到徐州知州再到湖州太守，苏轼的诗词作品洒脱自如，直抒胸臆。说他是“豪放派”的领军人物，某种意义上，指的便是这时期的创作（当然不是全部）。而诗案之后，作者便转向了对大自然和人生的体味与感悟，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渐渐消失了，代之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苏东坡。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则更为淡泊旷达。然而，这所谓的旷达也还是无奈——“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才是苏东坡真正的心声，自嘲而悲凉。

当年苏轼于湖州任上下狱，家人流离失所，书籍散乱。次年被贬黄州后，寻天砚而不见，以为丢失了。几年后，他离开黄州，舟行至当涂，打开书箱，意外地见到了这方天砚，喜出望外，遂交付两个儿子苏迨、苏过。这方“天石砚”似乎成了老苏家的传家宝。“天砚”没有保全苏轼的平安，却让他成为一代文豪，并于黄州写下了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我以为使的就是这方砚。祸兮？福兮？

作为一幅人物画，必定是要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中某个瞬间的。那么，我想要的那个瞬间，便是苏轼在那方“天石砚”失而复得后的“甚喜”。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极大喜悦，其中仿佛也蕴含着“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感叹与忧伤，可谓悲欣交集。而作为前景的一池荷叶，无疑象征着这位大文豪的品格高洁。这或许和以往的人物画家有所不同。多年前，我曾看过一位人物画家所画的“苏轼赏砚”，随口问了句，你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呢？他回答不了，只说大家都这么画。

这幅《东坡观砚》在微信上发布后，受到朋友们的好评。老友唐先田给我留言，说此画极好，构图、留白、荷的衬托，都使得画面雅致而疏朗，恰好寄托了东坡先生的精神境界。资深记者何素平说，那一池的荷花，应该就是朝云。

苏东坡诸多的砚铭中，其中一则《端砚铭》很著名，可以视为砚的一篇宣言，抄录如下：

与墨为入，玉灵之食。
与水为出，阴鉴之液。
懿矣兹石，君子之侧。
匪以玩物，维以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