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韵|大家(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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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

□张映勤

说来惭愧,从小到大,我都没能走出这块地界。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是在同一座城市读的,这说明,我的同学圈子几乎就限于一座城市。

 

在学校生活了十几年,前前后后与多少人同过窗?实在难以计数,恐怕总有几百人吧。从毕业到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了,大家各奔东西,几百人之中至今还经常保持联系的也就是十个人左右。

 

比较而言,同学关系是最为纯洁真诚的,同学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同学之间大多坦诚相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同学关系能保持到现在应该算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句流行语说得好,如今社会上最铁的哥们,无外乎这样几种人:“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就我的经验,总结得大致不错,下乡与扛枪我都没赶上,同窗却有过十几年的经历,可算是聊有体会。

 

在我的老同学之中,关系最好、接触最多、走动最勤的要数初、高中的同学。上小学时,懵懵懂懂,少不更事,同学之间的关系单纯,也脆弱,既不懂得友情的重要,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大多淡忘,没什么印象了。到了大学,人已独立,自以为成熟深沉,相互之间彼此设防,感情沟通较慢,择友的选择变得过于挑剔,知心的朋友反而更少。唯有中学时期,人与人坦诚相见,真的性情还没有学会伪装,只要脾气禀性相投就容易建立友情,关系也最为牢固。

 

曾经我是个很重友情很好热闹的人,周围关系密切、经常联系的中学同学不下二十人。当年就近上学,我们大多住在学校附近,一起上学,一起玩,大家分布在各个班里,成了我们那所中学里很让人羡慕的同学圈子。

 

我和同学交往,并不看重他的家庭背景、学习成绩,而主要是看他的脾气秉性、为人处事的方式、做人的态度。应该说,我们这些同学的核心分子大多是些守纪律、好学习的班干部,而外围成员也不乏一些调皮捣蛋的所谓“坏学生”。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的中学时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个别学生打架斗殴沦为小玩闹、小流氓,他们之中,竟有几个就是和我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他们的家庭我十分了解,都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人家,这些同学本质上都不坏,只是好讲哥们义气,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不良影响,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他们犯了错,班里开会,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批评教育,我常常要写两种稿子,一种是替他们写的检讨稿,一种是自己的批判稿。之所以能和这些同学比较友好地相处,根本的原因也许是我的身上也有一些讲义气的东西,我很看重这种品质。

 

一位老同学,当年是名声在外的小玩闹,如今摸爬滚打混成了一位小老板。至今我们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的孩子懂事上进,对他爸爸的江湖做派、粗鲁举止很看不惯,在孩子眼里,我多少算是个文化人,能和他爸爸这样生意场上的粗人成为朋友很不理解。有一次,孩子问:“大大,你怎么能和我爸爸这种人交往呢?”我告诉他:“你爸爸这个人身上确实有不少毛病,粗俗暴躁,品味低下,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可取的,那就是讲义气。”当然,除此之外,我更看重的还有他的孝顺,这是我择友的首要原则,我总觉得,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父母都不孝顺,他肯定也不会忠于朋友,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对老人不好的人,我一般不会与之深交。

 

中学的同学,经过多少年的变化,前途不一,境遇差别较大。但就和我关系密切的几个老同学而言,我发现,如今活得最潇洒、最有财力的并非是那些成绩好后来考上大学的同学,倒是那些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后补学历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学倒先干出了一番事业,提前进入了小康,成了小款或准大款。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从校门到校门,中规中矩,老实本分,后来死抱着铁饭碗不放的却还在体制内为生计奔波。在中学的老同学中,只有我和另一位坐机关的同学还在吃着“皇粮”,也唯独我们挣着不咸不淡的死工资。好在那些自己创业的同学都很念旧,都很看重友情,毕竟是老同学,共同拥有一个值得回味的过去,而这正是他们在生意场上花钱也买不到的。

 

与这些老同学交往,我始终把握这样一个原则,绝对不介入他们的生意,同学就是同学,应该抛开利益。一般情况下,老同学一年总要聚上几次,每次都是这几个人,饭菜简单又经济实惠,几个人吃吃饭,叙叙旧,或是偶尔到家里看看老人或孩子,我觉得这种简单的交往就挺好。

 

除了平时偶有聚会以外,每年的春节,我们都要结伴到各家给父母拜年。过去是自行车,后来骑摩托,这几年都开着私家车。初一一大早,同学们在我们家聚齐,然后围着城市整整能转上一天。中学毕业四十多年了,这个习惯雷打不动,至今不变。人过中年,我们还能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友情,我觉得十分难得,我很珍惜这些老同学。

张映勤 1962年生,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出版有《世纪忏悔》《死亡调查》《话剧讲稿》《那年那事那物件——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似水》《口红与猫》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学术文章等数百篇6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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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涵养林(油画) 朱蕊 作品

 

多彩的履痕

——读汉勇文集《探索与行踪》

□ 卢锡铭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手机响了,是汉勇发来的微信,说要把所写的文章,整理好出本书,并请我作序。我秒复:好啊!因为汉勇的为人,我一清二楚。

 

说来我俩真有缘,恢复高考同时考入华南师范大学便一见如故。毕业后,他先在高校后到深圳,后因需要又调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他走的是仕途,我干的是新闻出版的业务。他挪的岗位较多,而且都是重要的位置,几十年下来可谓功成名就,可他一贯的风格是:高调干事低调做人,为人豁达大方,却从不摆谱,从不张扬。

 

这书虽称不上是鸿篇巨著,但细细品来,却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我觉得有五大亮点:

 

一是敢。敢者,胆识也。汉勇怀着正本清源的担当精神,义无反顾地直闯。当然,他凭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靠胆略、远见与学识来支撑,厉害的是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汉勇这几篇文章均论点鲜明,论句翔实,逻辑严密,文笔流畅,虽初出茅庐,却透着大手笔的范儿。

 

二是智。智者,善谋也。“政策研究”文章有四篇:一、“关于深圳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二、“关于特区企业产品的内销问题”;三、“关于对高层建筑防火设施的设计和管理的建议”;四、“加强与日本中小企业的经济合作”。篇篇均是国计民生政策的研究,既站在特区政府的高度,又挺贴地气,既有宏观的统览,亦有微观的具体实施,充满人间烟火味,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真不愧是为特区政府出谋划策的智囊。

 

三是真。真者,求是也。“调查报告”收入的四篇文章,无论从发展特区旅游文化,谈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从建国际商业大厦,谈深圳的发展速度;还是从市友谊餐厅经营的模式,谈深圳商业发展的策略,均求真务实。“香港经济”的十一篇文章,无论是从香港外贸体制、香港经济干预政策、香港“无烟工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到关注消费者权益、水务供应与牛奶饮用等低层的民生民疾,都是到实地调查研究之后写的一些经济分析与相应的对策。

 

四是察。察者,慧眼也。“海外考察”辑中的“访问日本三菱财团的报告”“亚洲多地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条件综述”“新加坡利用外资的经验”的归来谈,均是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国际大视野,用一双慧眼去沙里淘金,写出来的考察报告,含金量很足,对特区的经济建设,颇具参考与借鉴的作用。“旅行漫记”的八篇文章,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视点去捕捉,用散文的春秋笔触去书写,让读者如饮琼浆玉液,舒心之余颇受启迪。这种敏锐的国际视野和充盈的时代气息之佳构,绝非一般旅游的花样文章可比。

 

五是悟。悟者,哲思也。“杂文随笔”这批文章谈的均是人生的感悟,每篇文章都充满生活的哲思,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势,没有假大空的陈腔,而是用挚友的温度,娓娓道来,让人心悦诚服,从润物无声中受益,远比一般的“心灵鸡汤”更有滋味。

 

文如其人。透过文集,我们可以隐约看见汉勇的人生履痕,它是多么丰富而又多彩。透过一篇篇文章,我们看到一道道人生亮丽的风景,它如画如歌又如诗。透过一个个观点、一段段的描述,我们仿佛看到一条条溪流,叮叮咚咚地向前,看到一阵阵花雨洒落溪中,它与涓涓溪流一道汇入大海,掀起一簇簇浪花,响起一阵阵涛声,催动一叶叶竞发的帆影。从中,你可以看到社会的潮流,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

卢锡铭 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多部散文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广东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广东省期刊协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随身物品

□李方

“哐”。随着这一声响,你已经站在了或豪华坚固的智能防盗门,或陈旧残破的必须用链扣和铁锁才能阻人进入的杨木板大门之外了。追逐名利之场、凡夫俗子的你会下意识地摸摸腰间那一串叮当作响的物件,或者心跳加速地翻检手中的皮包。不用怕,这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而已,你的随身物品都在。

 

钥匙。

 

这是你再次进入已经迈出脚步的这个家的唯一物件。不要指望家里会有一个人在依门望归。因为你的归期不定。男人或者女人,都是如此。小孩子脖颈上挂的那一个孤独无依的闪光的金属物件,最容易丢失,也最易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不要嫌弃它随着你的脚步而发出琐碎的声响,也不要讨厌它挂在腰间影响了你的形象。它的存在,证明了你在遭受了不公后还有可以宣泄的地方,在疲惫不堪的时候还可以喘口粗气的地方,在伤痕累累的时候还可以蜷缩一隅,舔血疗伤的地方,在人生的暴风骤雨袭来的时候,还可以躲避的地方。

 

但是你要明白,在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候,这个地方或许会被你忽略。有多少金碧辉煌的楼堂馆所,就有多少笙歌宴舞的场所,但是最终,你必须用挂在腰间或者装在包里的那把钥匙,才能打开那扇紧锁着的门。

 

身在家里,心在别处。这把钥匙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另一把的重量,相当于整个世界。

 

身份证。

 

这是唯一能够证明你基本情况的有效证件。但它恰恰证明不了你的身份。在这张证件上,无法显示出你超豪华的碧水蓝庭的别墅和加长的林肯汽车,不能证明你是博士生导师,或者是垄断行业的成功人士和软件行业的精英。一张乞丐的身份证和你的身份证具有相同的项目内容和同等的法律作用。但是你如果没有了这张类似于卡片的东西,则你的身份就可能被质疑。你是盲流?你是逃犯?你必须时刻将它带在身上。住宿登记,贷款取钱,巡警查验,结婚分手,甚至在酒桌上谈论年龄,都是需要的。在这张证件上,明白无误地标明了你姓甚名谁,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和详细住址。

 

手机。

 

这是你唯一同这个繁杂浮躁的世界保持联系的日常用品。它并不完全具备通讯联系的作用。不要无限度地夸大它的功能。正是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甚至颠覆了我们的情感。正是手机让人们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身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正是手机让一个偷情的人却对着另一端的人说:“别再打电话了,我正在开会”,也让一个蹲在马桶上的人说:“对不起,我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等等谎言成为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这是栓在自己身上的一根无形的绳索,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境,别人只需按下那一串数字,就会找到你。也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将手机的电池取掉又按上,让对方无休止地聆听“你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当然也有一些老实人,干脆关机。以逃避杂乱无章的追寻和荒唐无聊的聚会。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如果真的要找一个人,即使没有手机,总会想办法找到的。但是请放心,现代人早已丧失了用走路的方式“烟花三月下扬州”去寻找一个人的能力。

 

还有没有其他必备的随身物品了?

 

似乎没有了。

 

但确实还应该有啊!还应该有很多啊!

 

只保留那一把钥匙,就是随身携带了对家庭的责任和对爱人的忠诚;带着身份证就是携带了正常人的思维和理智;开着手机只表明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与这个世界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上了公交,我会给老弱病残和孕妇让坐,那就是我还随身携带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是因为我还随身携带着侠义精神和人间正气;看见街头那个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的人,还能够给与他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地震、山崩、洪涝、冰雪等等自然灾害发生时,自觉自愿地捐出自己的那一份,说明人类固有的同情和悲悯还没有被我丢掉,时时刻刻被随身携带……

 

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随身携带的,不只是物,还应有品!

李方 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飞天》《山花》《人民日报》《安徽文学》《故事会》《广西文学》《西藏文学》《百花园》等报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读者》《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或入选文学年选。出版长篇文化随笔《一个人的电影史》《传奇·李方微小说精选集》。获《黄河文学》双年奖、《散文选刊》首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小小说选刊》第17、18、19届双年奖。

 

心灵的漏洞(外一首)

□ 丁友星

漏洞一旦在心灵里安家落户

你就很难指望它能深入浅出

更别指望它能被你拍打掉

相反你会越拍打越深;甚至

还会深入到你最隐秘的神经

将你的心灵全部瘫痪

 

心灵的漏洞总被一些美好的愿望

推来攘去。它们的目的就是想

把它推出心灵,攘出体外。结果

一层层脱落的

都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

没有一点云淡风轻、阳光灿烂

 

而我更无太多的绝妙之法

只有一泓清澈见底的水

可供我调动。于是

我惟有深入时光,打发人性

到温度和深度中去浣洗

直至漏洞一点一点地从心灵里流出

 

披挂盔甲

现在的入世敏感易碎,抑或脆弱

一不小心,不是遭遇明枪

就是邂逅暗箭。因此

我每次外出都要披挂盔甲

武装整齐,以防不测

生怕带出去的时光带不回来

 

为了粉碎风险

我已将自己的言行修剪了多次

抑或折叠成纸片,装在胸前

让五脏六腑随时看住它的动向

防止它绕过小心,绕过谨慎

把自己托运给冒险主义

 

人生在世,最可靠的是居心而测

最不可靠的是马放南山。这么多年

我最大的苦就是被幻想摁在时光里

找不到出口,看不清出路

绕来绕去都在一张白纸上

被自己浓墨重彩的文字十面埋伏

 

许多次,我都想

把自己从披挂的盔甲里迁徙出来

放进明媚的阳光里。结果

体温还未升起来

便被红尘强行抓住,称出重量

堆放在一具渐渐变旧的躯体里

弄得我不得不再将自己迅速撤回

丁友星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安徽省阜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院2005年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学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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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庞晓丹 责任编辑:宋显晖
湾韵|大家(2023年6月12日)
珠海特区报 2023-06-12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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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

□张映勤

说来惭愧,从小到大,我都没能走出这块地界。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是在同一座城市读的,这说明,我的同学圈子几乎就限于一座城市。

 

在学校生活了十几年,前前后后与多少人同过窗?实在难以计数,恐怕总有几百人吧。从毕业到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了,大家各奔东西,几百人之中至今还经常保持联系的也就是十个人左右。

 

比较而言,同学关系是最为纯洁真诚的,同学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同学之间大多坦诚相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同学关系能保持到现在应该算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句流行语说得好,如今社会上最铁的哥们,无外乎这样几种人:“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就我的经验,总结得大致不错,下乡与扛枪我都没赶上,同窗却有过十几年的经历,可算是聊有体会。

 

在我的老同学之中,关系最好、接触最多、走动最勤的要数初、高中的同学。上小学时,懵懵懂懂,少不更事,同学之间的关系单纯,也脆弱,既不懂得友情的重要,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大多淡忘,没什么印象了。到了大学,人已独立,自以为成熟深沉,相互之间彼此设防,感情沟通较慢,择友的选择变得过于挑剔,知心的朋友反而更少。唯有中学时期,人与人坦诚相见,真的性情还没有学会伪装,只要脾气禀性相投就容易建立友情,关系也最为牢固。

 

曾经我是个很重友情很好热闹的人,周围关系密切、经常联系的中学同学不下二十人。当年就近上学,我们大多住在学校附近,一起上学,一起玩,大家分布在各个班里,成了我们那所中学里很让人羡慕的同学圈子。

 

我和同学交往,并不看重他的家庭背景、学习成绩,而主要是看他的脾气秉性、为人处事的方式、做人的态度。应该说,我们这些同学的核心分子大多是些守纪律、好学习的班干部,而外围成员也不乏一些调皮捣蛋的所谓“坏学生”。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的中学时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个别学生打架斗殴沦为小玩闹、小流氓,他们之中,竟有几个就是和我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他们的家庭我十分了解,都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人家,这些同学本质上都不坏,只是好讲哥们义气,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不良影响,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他们犯了错,班里开会,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批评教育,我常常要写两种稿子,一种是替他们写的检讨稿,一种是自己的批判稿。之所以能和这些同学比较友好地相处,根本的原因也许是我的身上也有一些讲义气的东西,我很看重这种品质。

 

一位老同学,当年是名声在外的小玩闹,如今摸爬滚打混成了一位小老板。至今我们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的孩子懂事上进,对他爸爸的江湖做派、粗鲁举止很看不惯,在孩子眼里,我多少算是个文化人,能和他爸爸这样生意场上的粗人成为朋友很不理解。有一次,孩子问:“大大,你怎么能和我爸爸这种人交往呢?”我告诉他:“你爸爸这个人身上确实有不少毛病,粗俗暴躁,品味低下,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可取的,那就是讲义气。”当然,除此之外,我更看重的还有他的孝顺,这是我择友的首要原则,我总觉得,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父母都不孝顺,他肯定也不会忠于朋友,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对老人不好的人,我一般不会与之深交。

 

中学的同学,经过多少年的变化,前途不一,境遇差别较大。但就和我关系密切的几个老同学而言,我发现,如今活得最潇洒、最有财力的并非是那些成绩好后来考上大学的同学,倒是那些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后补学历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学倒先干出了一番事业,提前进入了小康,成了小款或准大款。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从校门到校门,中规中矩,老实本分,后来死抱着铁饭碗不放的却还在体制内为生计奔波。在中学的老同学中,只有我和另一位坐机关的同学还在吃着“皇粮”,也唯独我们挣着不咸不淡的死工资。好在那些自己创业的同学都很念旧,都很看重友情,毕竟是老同学,共同拥有一个值得回味的过去,而这正是他们在生意场上花钱也买不到的。

 

与这些老同学交往,我始终把握这样一个原则,绝对不介入他们的生意,同学就是同学,应该抛开利益。一般情况下,老同学一年总要聚上几次,每次都是这几个人,饭菜简单又经济实惠,几个人吃吃饭,叙叙旧,或是偶尔到家里看看老人或孩子,我觉得这种简单的交往就挺好。

 

除了平时偶有聚会以外,每年的春节,我们都要结伴到各家给父母拜年。过去是自行车,后来骑摩托,这几年都开着私家车。初一一大早,同学们在我们家聚齐,然后围着城市整整能转上一天。中学毕业四十多年了,这个习惯雷打不动,至今不变。人过中年,我们还能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友情,我觉得十分难得,我很珍惜这些老同学。

张映勤 1962年生,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出版有《世纪忏悔》《死亡调查》《话剧讲稿》《那年那事那物件——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似水》《口红与猫》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学术文章等数百篇6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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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涵养林(油画) 朱蕊 作品

 

多彩的履痕

——读汉勇文集《探索与行踪》

□ 卢锡铭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手机响了,是汉勇发来的微信,说要把所写的文章,整理好出本书,并请我作序。我秒复:好啊!因为汉勇的为人,我一清二楚。

 

说来我俩真有缘,恢复高考同时考入华南师范大学便一见如故。毕业后,他先在高校后到深圳,后因需要又调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他走的是仕途,我干的是新闻出版的业务。他挪的岗位较多,而且都是重要的位置,几十年下来可谓功成名就,可他一贯的风格是:高调干事低调做人,为人豁达大方,却从不摆谱,从不张扬。

 

这书虽称不上是鸿篇巨著,但细细品来,却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我觉得有五大亮点:

 

一是敢。敢者,胆识也。汉勇怀着正本清源的担当精神,义无反顾地直闯。当然,他凭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靠胆略、远见与学识来支撑,厉害的是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汉勇这几篇文章均论点鲜明,论句翔实,逻辑严密,文笔流畅,虽初出茅庐,却透着大手笔的范儿。

 

二是智。智者,善谋也。“政策研究”文章有四篇:一、“关于深圳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二、“关于特区企业产品的内销问题”;三、“关于对高层建筑防火设施的设计和管理的建议”;四、“加强与日本中小企业的经济合作”。篇篇均是国计民生政策的研究,既站在特区政府的高度,又挺贴地气,既有宏观的统览,亦有微观的具体实施,充满人间烟火味,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真不愧是为特区政府出谋划策的智囊。

 

三是真。真者,求是也。“调查报告”收入的四篇文章,无论从发展特区旅游文化,谈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从建国际商业大厦,谈深圳的发展速度;还是从市友谊餐厅经营的模式,谈深圳商业发展的策略,均求真务实。“香港经济”的十一篇文章,无论是从香港外贸体制、香港经济干预政策、香港“无烟工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到关注消费者权益、水务供应与牛奶饮用等低层的民生民疾,都是到实地调查研究之后写的一些经济分析与相应的对策。

 

四是察。察者,慧眼也。“海外考察”辑中的“访问日本三菱财团的报告”“亚洲多地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条件综述”“新加坡利用外资的经验”的归来谈,均是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国际大视野,用一双慧眼去沙里淘金,写出来的考察报告,含金量很足,对特区的经济建设,颇具参考与借鉴的作用。“旅行漫记”的八篇文章,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视点去捕捉,用散文的春秋笔触去书写,让读者如饮琼浆玉液,舒心之余颇受启迪。这种敏锐的国际视野和充盈的时代气息之佳构,绝非一般旅游的花样文章可比。

 

五是悟。悟者,哲思也。“杂文随笔”这批文章谈的均是人生的感悟,每篇文章都充满生活的哲思,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势,没有假大空的陈腔,而是用挚友的温度,娓娓道来,让人心悦诚服,从润物无声中受益,远比一般的“心灵鸡汤”更有滋味。

 

文如其人。透过文集,我们可以隐约看见汉勇的人生履痕,它是多么丰富而又多彩。透过一篇篇文章,我们看到一道道人生亮丽的风景,它如画如歌又如诗。透过一个个观点、一段段的描述,我们仿佛看到一条条溪流,叮叮咚咚地向前,看到一阵阵花雨洒落溪中,它与涓涓溪流一道汇入大海,掀起一簇簇浪花,响起一阵阵涛声,催动一叶叶竞发的帆影。从中,你可以看到社会的潮流,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

卢锡铭 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多部散文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广东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广东省期刊协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随身物品

□李方

“哐”。随着这一声响,你已经站在了或豪华坚固的智能防盗门,或陈旧残破的必须用链扣和铁锁才能阻人进入的杨木板大门之外了。追逐名利之场、凡夫俗子的你会下意识地摸摸腰间那一串叮当作响的物件,或者心跳加速地翻检手中的皮包。不用怕,这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而已,你的随身物品都在。

 

钥匙。

 

这是你再次进入已经迈出脚步的这个家的唯一物件。不要指望家里会有一个人在依门望归。因为你的归期不定。男人或者女人,都是如此。小孩子脖颈上挂的那一个孤独无依的闪光的金属物件,最容易丢失,也最易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不要嫌弃它随着你的脚步而发出琐碎的声响,也不要讨厌它挂在腰间影响了你的形象。它的存在,证明了你在遭受了不公后还有可以宣泄的地方,在疲惫不堪的时候还可以喘口粗气的地方,在伤痕累累的时候还可以蜷缩一隅,舔血疗伤的地方,在人生的暴风骤雨袭来的时候,还可以躲避的地方。

 

但是你要明白,在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候,这个地方或许会被你忽略。有多少金碧辉煌的楼堂馆所,就有多少笙歌宴舞的场所,但是最终,你必须用挂在腰间或者装在包里的那把钥匙,才能打开那扇紧锁着的门。

 

身在家里,心在别处。这把钥匙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另一把的重量,相当于整个世界。

 

身份证。

 

这是唯一能够证明你基本情况的有效证件。但它恰恰证明不了你的身份。在这张证件上,无法显示出你超豪华的碧水蓝庭的别墅和加长的林肯汽车,不能证明你是博士生导师,或者是垄断行业的成功人士和软件行业的精英。一张乞丐的身份证和你的身份证具有相同的项目内容和同等的法律作用。但是你如果没有了这张类似于卡片的东西,则你的身份就可能被质疑。你是盲流?你是逃犯?你必须时刻将它带在身上。住宿登记,贷款取钱,巡警查验,结婚分手,甚至在酒桌上谈论年龄,都是需要的。在这张证件上,明白无误地标明了你姓甚名谁,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和详细住址。

 

手机。

 

这是你唯一同这个繁杂浮躁的世界保持联系的日常用品。它并不完全具备通讯联系的作用。不要无限度地夸大它的功能。正是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甚至颠覆了我们的情感。正是手机让人们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身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正是手机让一个偷情的人却对着另一端的人说:“别再打电话了,我正在开会”,也让一个蹲在马桶上的人说:“对不起,我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等等谎言成为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这是栓在自己身上的一根无形的绳索,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境,别人只需按下那一串数字,就会找到你。也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将手机的电池取掉又按上,让对方无休止地聆听“你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当然也有一些老实人,干脆关机。以逃避杂乱无章的追寻和荒唐无聊的聚会。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如果真的要找一个人,即使没有手机,总会想办法找到的。但是请放心,现代人早已丧失了用走路的方式“烟花三月下扬州”去寻找一个人的能力。

 

还有没有其他必备的随身物品了?

 

似乎没有了。

 

但确实还应该有啊!还应该有很多啊!

 

只保留那一把钥匙,就是随身携带了对家庭的责任和对爱人的忠诚;带着身份证就是携带了正常人的思维和理智;开着手机只表明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与这个世界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上了公交,我会给老弱病残和孕妇让坐,那就是我还随身携带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是因为我还随身携带着侠义精神和人间正气;看见街头那个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的人,还能够给与他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地震、山崩、洪涝、冰雪等等自然灾害发生时,自觉自愿地捐出自己的那一份,说明人类固有的同情和悲悯还没有被我丢掉,时时刻刻被随身携带……

 

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随身携带的,不只是物,还应有品!

李方 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飞天》《山花》《人民日报》《安徽文学》《故事会》《广西文学》《西藏文学》《百花园》等报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读者》《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或入选文学年选。出版长篇文化随笔《一个人的电影史》《传奇·李方微小说精选集》。获《黄河文学》双年奖、《散文选刊》首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小小说选刊》第17、18、19届双年奖。

 

心灵的漏洞(外一首)

□ 丁友星

漏洞一旦在心灵里安家落户

你就很难指望它能深入浅出

更别指望它能被你拍打掉

相反你会越拍打越深;甚至

还会深入到你最隐秘的神经

将你的心灵全部瘫痪

 

心灵的漏洞总被一些美好的愿望

推来攘去。它们的目的就是想

把它推出心灵,攘出体外。结果

一层层脱落的

都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

没有一点云淡风轻、阳光灿烂

 

而我更无太多的绝妙之法

只有一泓清澈见底的水

可供我调动。于是

我惟有深入时光,打发人性

到温度和深度中去浣洗

直至漏洞一点一点地从心灵里流出

 

披挂盔甲

现在的入世敏感易碎,抑或脆弱

一不小心,不是遭遇明枪

就是邂逅暗箭。因此

我每次外出都要披挂盔甲

武装整齐,以防不测

生怕带出去的时光带不回来

 

为了粉碎风险

我已将自己的言行修剪了多次

抑或折叠成纸片,装在胸前

让五脏六腑随时看住它的动向

防止它绕过小心,绕过谨慎

把自己托运给冒险主义

 

人生在世,最可靠的是居心而测

最不可靠的是马放南山。这么多年

我最大的苦就是被幻想摁在时光里

找不到出口,看不清出路

绕来绕去都在一张白纸上

被自己浓墨重彩的文字十面埋伏

 

许多次,我都想

把自己从披挂的盔甲里迁徙出来

放进明媚的阳光里。结果

体温还未升起来

便被红尘强行抓住,称出重量

堆放在一具渐渐变旧的躯体里

弄得我不得不再将自己迅速撤回

丁友星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安徽省阜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院2005年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学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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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庞晓丹 责任编辑:宋显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