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去一个蔬菜摊买菜，因为摊主李姐是菜场里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在众多的摊位中，她的摊位像一股清流一样，有别具一格的特色。

李姐每天都会把她的菜摊精心布置一番。西红柿堆成圆形，周围摆满了黄瓜，红与绿搭配，看上去像一朵巨大的花。虽然花型粗拙，没有什么精巧之美，但这样的“构思”可以看得出摊主的用心。绿叶菜竖着放，高低错落，看上去郁郁葱葱的，仿佛生长着的绿植一般。她的菜摊，把各种颜色的蔬菜分门别类，然后巧妙搭配，远远看去花红柳绿的，好像那里不是卖菜的，而是卖鲜花的。把蔬菜摆成花，使得小小的菜摊有了烟火和诗意相融合的特色。

我感慨于李姐的用心，觉得她是个怀着诗心做事的人。当然，有些顾客不在乎这些，有些顾客说李姐太矫情，反正那些蔬菜迟早会被顾客翻个乱七八糟，何必摆放得那么精细呢？他们觉得李姐这样做，不过是搞个噱头，单纯就是为了招揽生意。李姐却说，她每天多花二十分钟就能把蔬菜摊摆得漂漂亮亮的，主要是自己看着开心。早晨用这种开花的姿态来迎接新的一天，一整天都是愉悦的。顾客少的时候，她会随时收拾菜摊。多日修炼，她的妙手似乎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了。多凌乱的摊子，经过她三下两下一摆，立马整齐漂亮起来。她不仅把菜摊摆成一朵花，还努力维持菜摊的整齐漂亮。

我理解李姐的心意和情怀。纵然生活艰辛，她不忘给自己一份美好和诗意。靠着这样一份美好和诗意，来对抗生活中所有的辛劳和苦涩。你再看别的蔬菜摊，大部分都是凌乱地把蔬菜堆起来，西红柿混在黄瓜里，辣椒掺在土豆里。再经过顾客的挑挑拣拣，摊上更成了一盘散沙。而那些摊主呢，脸上的表情如出一辙，满满的都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的确，大家都知道卖菜是件很辛苦的事，摊主们早晨天不亮就开始准备，晚上很晚才收摊。一天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谁还有心思收拾那些？而李姐就不一样了，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而且比别人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她说，这些事怎么都是要做的，何必带着满腹怨气做呢？

把蔬菜摆成花，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诗意的工作态度。工作总是要做的，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做，决定了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是谋生手段，势必会觉得艰辛，从而没有心情好好打理。如果把工作当成热爱的事业去做，一定能够从中发掘出这份工作被别人忽略的魅力。

我想起我的一个同学，那天她一直在练习一首歌《月满西楼》。因为她要讲李清照的词了，打算在课堂上为学生唱这首歌。我说，想听的话网上找歌曲不就行了。她却说亲自唱才能带动学生的积极性，也会让自己全情投入，完全融入诗词中。那样的课堂氛围是她所向往的。她也是在怀着诗心工作。我们生活中，有不少人都是怀着诗心工作的。做医生的邻居小吴，是个诗歌爱好者，她每天上班时都会在卡片上写几句诗，放到自己的诊疗桌上。这样开启一天的工作，再累都觉得生活值得拥有。

怀着诗心工作，蔬菜也能摆成花，生活中除了艰辛，还有诗和远方。只要你把深深的爱投入到工作中，处处都是诗和远方。

过年回家，碰到母亲在收拾杂物间，角落里的旧风箱太占地方，我就提起风箱，准备扔到外面去。这时一堆碎纸屑从风箱底部的破洞沿路飘洒下来，紧接着又掉出一本残破不堪的书。我捡起书翻看，居然是那本《基督山伯爵》。“妈！”我惊叫着，“原来书是被老鼠拉到风箱里了。”“什么书？”母亲显然早已忘记了为这本书我跟姐姐吵架的事。

捧着一股霉味的残破的《基督山伯爵》，我的记忆之门缓缓地打开了。

那时候的我们几乎没有像样的课外书，每次去县城的姑婆家，我都要转去南大街的新华书店，没钱买书，只能拿在手里翻阅，营业员阿姨催着要关门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合上书。

那时候家里做豆腐生意，白天父亲走街串巷卖豆腐，母亲在家套着驴子拉磨磨黄豆，等傍晚父亲回来，就开始生火熬煮豆浆，我的任务是拉风箱。姑婆给我买了一本童话书，被我藏在风箱和墙壁的缝隙中。豆浆开锅了，父亲开始点豆腐，我就抽空拿出书来看，灶膛里冲出的火舌热乎乎的，书也是热乎乎的，我的脸和小手都是热乎乎的。看到精彩处，我不禁“哈哈哈”笑出了声，正在灶台上挤过滤网的母亲不时提醒我：“光线不好，小心眼睛！”“没事，灶膛里的火光亮堂。”我又把小凳子往灶膛口靠靠。

有一天，我发现同桌梅梅在读《基督山伯爵》，书的扉页上还盖着“矿务局图书室”的红印章，我央求梅梅借给我看。经过几天死缠烂打，梅梅终于同意了，但她一再叮嘱“这是我爸矿上的书，千万不要弄撕了”。回家后，我用旧年画专门包了书皮，每天晚上拉风箱时抽空看。有时候，加一块树疙瘩在灶膛里，右手“吧嗒吧嗒”拉着风箱，左手摊开书本放在膝盖上阅读。一次看得入迷，灶膛里的柴禾滚落下来，引燃了地上的柴草，父亲和姐姐慌忙跳下灶台，一阵踩踏，火方才熄灭，我缩在墙角，早已吓得面色苍白。

可是书没有读完，在家里翻箱倒柜却找不到了，我怀疑是姐姐拿走了，姐姐曾嘱咐我“读完后让她读一下”，可任我如何哭闹，姐姐死活不承认。没办法，我只好给梅梅说“书丢了！”梅梅一听，呆愣了一会，“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班主任张老师问明情况，放了学，专门领着我去了一趟梅梅家，我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谁知梅梅的父亲听完后笑了：“张老师，就一本书，不打紧的！”随后赶来的父亲要赔钱，也被梅梅父亲拒绝了，可此后梅梅再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转眼过去了30多年，一桩“悬案”终于水落石出，罪魁祸首居然是老鼠，让人想起来忍俊不禁。有时不经意想起灶堂里的读书时光，那炽烈的火光就在眼前闪耀，立刻全身都觉得热乎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