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幅追求美好生活的画面。
同在东晋时期,江南孙恩、卢循农民起义的余部散落于万山群岛一带,同分散居住在珠海的百越人一起生存,成为珠海地区历史上的一次移民潮。
2000多年来,珠海地区经历了至少九次移民潮,他们或车马、或舟楫,从中原、北方等地来到珠海,追求他们心中的“桃花源”。绵延不断的人口迁入,给珠海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丰富多样的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
人口迁入:从古至今延绵不断,阶段性特征明显
历史上珠海地区的人口迁入是持续不断的,比如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迁入珠海地区,后沙湾遗址出土的白陶就有移民文化的成分。
岭南地区原属南越先民居住地,但从秦汉开始,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和地方性的政治动荡,中原地区的居民不断从北向南迁徙,岭南逐渐成为移民汇聚的地区。根据史料的记载,从秦代开始,珠海地区经历了至少9次移民潮。
纵观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可以发现,大量人口迁入珠海,有的是因为躲避战祸,有的是因为“通海夷道”兴起,有的是因为制盐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珠海博物馆馆长张建军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珠海地区人口的迁入从古至今延绵不断,阶段性非常明显,至少可以划分为九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
公元前214年前后,秦始皇三次攻打岭南地区的南越先民,一批来自西北的秦军将士留在了岭南地区。秦王朝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个郡,首次把岭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地区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拉开了人口迁入珠海地区的序幕。
公元661年后,“广州通海夷道”兴起,连接了印度洋和波斯湾。当时,珠海山场一带的金斗湾盐场处于发展时期,文献记载每天在金斗湾一带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就有数千人,他们后来在本地立籍成为居民。
珠海历史上最大批的移民迁入发生在北宋时期。公元1080年前后,香山镇盐业及银矿业受到政府重视,来自邻县和外省的大量壮丁以及随行的家眷使得珠海地区人口激增。
时光的指针不断拨转,转至明代,澳门逐渐成为东西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大批周边地区人民、外贸商人、驻军迁入珠海地区,催生了大批买办,商业文化在本地逐渐兴起。
公元1684年前后,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曾被迫内迁的沿海岛屿原住居民于是返回家乡,粤东等地居民也受鼓励来此开垦,客家文化被带入香山县。
独特魅力:生态环境宜居,地域优势宜业
人口迁入珠海持续2000多年,珠海的吸引力在哪?珠海博物馆馆长张建军认为,珠海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珠海独特的吸引力。
珠海地区位于珠江入海口的西岸,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有平原、丘陵、低山、海湾、滩涂等多种地貌特征。珠江泥沙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向珠海一带日积月累地淤积,使得三角洲沿着星罗棋布的岛屿、沿着海岸、沿着江心洲等进行发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平地和滩涂;这些平地和滩涂向岸外缓慢坡降,形成了适合人类居住的滨海冲积平原;经过自然冲积和人工围垦,这些冲积平原成为耕地,形成了不少沙田。
此外,珠海雨水丰沛,日照充足,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这片土地,没有寒冬。梅雨过后,西南季风向陆地吹来,雨水灌溉了河床,浇灌了稻田。珠海百岛环绕,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景色宜人,为先民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广阔的地域空间。张建军说:“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每年都是5月份左右开始先从珠海地区所在的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造成降水,随后降雨带随季风逐渐北移。珠海地区冬无严寒,气候宜人,季风带来的丰沛雨水,是先民们从事原始农业的必要条件。”
历史上,珠海的制盐业极一时之盛,珠海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的人们不仅习惯于傍水开垦,还不畏惧海洋的辽阔。海浪声阵阵,他们在艳阳下晒盐煮盐,在海洋贸易中迎来船队,人口也随之而来。
“一本香山史,半本盐场事。”由于香山地处亚热带,汉唐以来,大面积滩涂和浅水海湾的出现,催生了香山制盐业。香山盐业及银矿业受到政府重视,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灶户”意为以煮盐为业的人户,在籍灶户享有盐田、草荡等生产工具的专属使用权,专职制盐,免服其他差役且世代传承,不得轻易变更。随着外来人口流入,珠海地区人口激增,灶户初具规模,盐业与银矿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族交融:文化新风徐徐吹来,扎根珠海开创新业
南迁的移民潮带动了珠海地区的发展与建设,带来了典章制度,也带来了汉文化的精华、风俗、节庆、饮食、技术、审美……不同的族群在此落脚、相遇、定居、繁衍,直接促使民族融合,对当地的生产、生活、婚姻、习俗产生明显的影响。
疍家人是外来人口与当地融合的一个案例。“两岸画栏红照水,疍船争唱木鱼歌。”这首歌曾是昔日珠海疍家人的生活写照。疍家人也称作水上人,广泛分布于珠江水系的江面和沿海地区,他们以舟楫为家,傍水而生。
珠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杨长征介绍,东晋末年,江南八郡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世奉天师道的孙恩和卢循乘机组织起义军,攻打东晋京师建康(今南京)。公元402年,农民起义军被镇压而转战东南沿海地区,攻占广州。公元410年,广州失守,农民起义军主力彻底失败,余部散落于老万山(今珠海万山群岛),后来演变为疍民,以船为家,漂泊水上,饱经沧桑。
如今,疍家民歌中水乡的“道路曲弯,十分难行”已经成为过去,“万艇云集,浮宅连片”的景象再不复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迁徙而来的水乡人从水到岸,从疍船住到洋楼里。
乾务飘色则是南迁民俗中的一个例证。乾务飘色,乾务人称之为“摆色女”,该民俗源于400年前。明代年间,珠海乾务人梁彭泽于今江西省彭泽县当县令(至于江西彭泽县为何以梁彭泽之名命名则待考证)。他看到当地民间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都有飘色游行,深受老百姓喜爱,又营造了节日氛围。后来他从江西回乡省亲,带回三支色棍(飘色核心技术)送给逸民、逵卿、伯兆乾务三大族(亦即当今乾北、乾东、乾西之代表)并亲传飘色技巧。从此,每年元宵节,乾东、乾北、乾西三板色女(每个色柜当地称之为一板)都在乡间巡游表演,争妍斗丽。此际,万人空巷,男女老少纷纷站在路旁,争睹三板飘色之风采。欢声笑语,一派欢乐,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氛围。
事实上,迁入珠海的人口并不是固守先祖基业,而是逐渐形成了近现代珠海地区家族和人口的分布格局。在珠海地区的唐家、山场、南屏、翠微、斗门等地,形成了很多望门大族。
斗门赵氏是宋代皇室魏王赵廷美的后裔,迁入珠海斗门地区近800年。赵氏承袭宋代皇族血脉,重视礼教,忠孝传家,延续至今的祭祖古礼是珠海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南宋期间,有两支吴氏宗族先后来到珠海山场村。迁居此地的吴氏,加入了当地盐场灶户的行列。吴氏先祖被推为“盐场百夫长”,协助官员管理盐场事务。十排制度建立后,吴氏在二十户甲首中占了三席。近800年的血脉传承,吴氏家族人才辈出,后人分布于珠海、港澳台及海外。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山场鲍氏的开基始祖鲍允瑜举家由南雄珠玑巷迁至凤凰山南麓的山坻埔,不久再迁至山场村。山场鲍氏以书礼传家,艺文人才辈出。
北山村的杨家,是珠海人口众多,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之一。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北山始祖杨泗儒为躲避元军侵袭,由南雄珠玑巷迁到香山县,先停留在平岚(今属中山市),后落籍北山村。杨氏家族重孝念祖,崇文尚武,子孙中不乏乐善好施、爱国爱乡之士。
类似生动例证,有不少记载于史料。
深远影响:构建兼容并蓄文化,催生多元价值观
无论是从广西、南雄珠玑巷而来的广府人,还是从中原而来的客家人,抑或从粤东、福建而来的潮汕人,他们都在珠海融合,逐步演变出一个文化多元、兼容并蓄的文化体系。
张建军认为,移民潮催生了珠海多元开放的价值观,对珠海本地的观念和文化、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海洋文化的观念的形成、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对中西合璧建筑的认同等。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传承具有很大的惯性,可谓是一脉相承至今,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印证张建军观点的案例,在珠海历史上有不少。珠海唐氏始祖唐居俊在南宋末年南下,宋亡后定居新会。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五世祖唐子英迁居香山釜涌村后,繁衍生息,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姓,村子亦改名“唐家村”。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唐家多有子弟留学海外,不但熟悉西方文化与思想,也让唐家人养成了开放进取的家族性格。以唐廷枢、唐廷植兄弟为代表的买办世家闻名全国;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近代法律先驱唐宝锷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除了有南迁至珠海的移民,珠海人也迁移至他地,去看更广阔的世界。珠海人走出珠海、走出国门,敢闯敢拼,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并将新的技术和思想带回家乡。张建军说:“到了近代,特别是澳门开埠以后,珠海地区成了中西文化交流通道,一些人得风气之先外出谋生,成就事业。”
回望珠海的九次移民潮,杨长征表示,人口迁徙对珠海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含了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人口和传统,这些推动了香山文化的逐渐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珠海是个仅有7.7万人口的渔民之县(不含斗门县),现如今已经是拥有246.67万常住人口的经济特区(含斗门区)。随着珠海经济特区的建立,迁入珠海的人口为珠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事实的确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农工、知识青年、解放军指战员开荒围星,平沙农场、红旗农场诞生,在此基础上收留逾万名越南归难侨;改革开放后,大批心怀梦想的人南下特区一展身手;每年夏天,从各地高校毕业的学子不少也来到珠海择业定居……改革开放40多年来,珠海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缩影和时代先声,而这离不开一代代珠海人的脚踏实地与开放包容。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珠海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不同族群择地而居,在这里融合、繁衍,不同的故事、记忆和文化在这片土地传承。南腔北调的歌声、中西混合的建筑、华洋融合的口味、丰富多彩的民俗,造就了珠海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这也赋予了珠海这座城市得天独厚的禀赋和深沉持久的力量。
如今,珠海这座“青春之城,活力之都”,正从“他乡”变成越来越多人的“家乡”,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动人故事,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珠海地区的九次移民潮
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秦代,公元前214年前后。秦始皇以数十万大军三征岭南百粤(越)之地,一批来自中国西北的秦军将士留在了岭南地区。秦王朝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个郡,首次把岭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地区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西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十万平定南越国(位于今两广地区),部分出征的军士、随行的家眷及战后来到岭南地区的大批中原人口在岭南地区定居。南海诸郡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得到显著发展。
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东晋,公元399年前后。“孙恩、卢循起义”,数十万义军与东晋政府对抗约12年之久;战斗遍及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及以南的广大地区,最终被朝廷镇压,卢循投水自尽,余众遁入海岛,促进了万山群岛渔业的发展。
第四次移民潮:发生在唐代,公元661年前后。“广州通海夷道”兴起,连接了印度洋和波斯湾,当时珠海山场一带的金斗湾盐场处于发展时期,劳动力需求明显。依靠通海夷道做生意的外贸商人、2000名维护海防保卫盐场的驻军对香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有所提升,文顺乡、香山镇先后设立。文献记载每天在金斗湾一带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就有数千人,后来在本地立籍成为居民。
第五次移民潮:发生在北宋,公元1080年前后。香山镇盐业及银矿业受到政府重视,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自邻县和外省的大量壮丁以及随行的家眷使得珠海地区人口激增,灶户初具规模,盐业与银矿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说,珠海古代史上最大批移民的迁入就是这个阶段,邻县和外省民众举家迁到珠海地区的唐家、山场、南屏、翠微、斗门等地,形成了很多望族。
第六次移民潮:发生在南宋,公元1272年所谓的“胡妃之乱”与公元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使得为避祸而举家南迁的广东南雄珠玑巷民、闽南难民、随宋皇室南逃的抗元遗民嵌入珠江三角洲,珠海地区主要家族及重要村落雏形初现。特别是南宋王朝覆灭于崖门,宋军残部及皇室遗裔入山落户,成为珠海斗门的居民,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第七次移民潮:发生在明代,公元1553年前后。澳门逐渐成为东西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城镇聚落兴起,工作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大批周边地区居民、外贸商人、千余名驻军迁入珠海地区,催生了大批买办,商业文化在本地逐渐兴起。
第八次移民潮:发生在清代,公元1684年前后。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曾被迫内迁的沿海岛屿原住居民于是返回家乡,粤东等地居民也受到鼓励来此开垦。回迁的原住居民、粤东等地的客家人,促进区域经济复兴,客家文化被带入香山县。
第九次移民潮: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20世纪50到70年代,珠海开始实施围海造田政策,1980年8月26日,珠海经济特区建立。随后,大批国家干部、下乡知青、印尼和越南的归难侨,以及海内外投资者及技术人才、附近省市地区居民迁入珠海地区,为珠海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幅追求美好生活的画面。
同在东晋时期,江南孙恩、卢循农民起义的余部散落于万山群岛一带,同分散居住在珠海的百越人一起生存,成为珠海地区历史上的一次移民潮。
2000多年来,珠海地区经历了至少九次移民潮,他们或车马、或舟楫,从中原、北方等地来到珠海,追求他们心中的“桃花源”。绵延不断的人口迁入,给珠海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丰富多样的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
人口迁入:从古至今延绵不断,阶段性特征明显
历史上珠海地区的人口迁入是持续不断的,比如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迁入珠海地区,后沙湾遗址出土的白陶就有移民文化的成分。
岭南地区原属南越先民居住地,但从秦汉开始,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和地方性的政治动荡,中原地区的居民不断从北向南迁徙,岭南逐渐成为移民汇聚的地区。根据史料的记载,从秦代开始,珠海地区经历了至少9次移民潮。
纵观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可以发现,大量人口迁入珠海,有的是因为躲避战祸,有的是因为“通海夷道”兴起,有的是因为制盐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珠海博物馆馆长张建军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珠海地区人口的迁入从古至今延绵不断,阶段性非常明显,至少可以划分为九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
公元前214年前后,秦始皇三次攻打岭南地区的南越先民,一批来自西北的秦军将士留在了岭南地区。秦王朝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个郡,首次把岭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地区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拉开了人口迁入珠海地区的序幕。
公元661年后,“广州通海夷道”兴起,连接了印度洋和波斯湾。当时,珠海山场一带的金斗湾盐场处于发展时期,文献记载每天在金斗湾一带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就有数千人,他们后来在本地立籍成为居民。
珠海历史上最大批的移民迁入发生在北宋时期。公元1080年前后,香山镇盐业及银矿业受到政府重视,来自邻县和外省的大量壮丁以及随行的家眷使得珠海地区人口激增。
时光的指针不断拨转,转至明代,澳门逐渐成为东西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大批周边地区人民、外贸商人、驻军迁入珠海地区,催生了大批买办,商业文化在本地逐渐兴起。
公元1684年前后,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曾被迫内迁的沿海岛屿原住居民于是返回家乡,粤东等地居民也受鼓励来此开垦,客家文化被带入香山县。
独特魅力:生态环境宜居,地域优势宜业
人口迁入珠海持续2000多年,珠海的吸引力在哪?珠海博物馆馆长张建军认为,珠海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造就了珠海独特的吸引力。
珠海地区位于珠江入海口的西岸,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有平原、丘陵、低山、海湾、滩涂等多种地貌特征。珠江泥沙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向珠海一带日积月累地淤积,使得三角洲沿着星罗棋布的岛屿、沿着海岸、沿着江心洲等进行发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平地和滩涂;这些平地和滩涂向岸外缓慢坡降,形成了适合人类居住的滨海冲积平原;经过自然冲积和人工围垦,这些冲积平原成为耕地,形成了不少沙田。
此外,珠海雨水丰沛,日照充足,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这片土地,没有寒冬。梅雨过后,西南季风向陆地吹来,雨水灌溉了河床,浇灌了稻田。珠海百岛环绕,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景色宜人,为先民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广阔的地域空间。张建军说:“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每年都是5月份左右开始先从珠海地区所在的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造成降水,随后降雨带随季风逐渐北移。珠海地区冬无严寒,气候宜人,季风带来的丰沛雨水,是先民们从事原始农业的必要条件。”
历史上,珠海的制盐业极一时之盛,珠海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的人们不仅习惯于傍水开垦,还不畏惧海洋的辽阔。海浪声阵阵,他们在艳阳下晒盐煮盐,在海洋贸易中迎来船队,人口也随之而来。
“一本香山史,半本盐场事。”由于香山地处亚热带,汉唐以来,大面积滩涂和浅水海湾的出现,催生了香山制盐业。香山盐业及银矿业受到政府重视,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灶户”意为以煮盐为业的人户,在籍灶户享有盐田、草荡等生产工具的专属使用权,专职制盐,免服其他差役且世代传承,不得轻易变更。随着外来人口流入,珠海地区人口激增,灶户初具规模,盐业与银矿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族交融:文化新风徐徐吹来,扎根珠海开创新业
南迁的移民潮带动了珠海地区的发展与建设,带来了典章制度,也带来了汉文化的精华、风俗、节庆、饮食、技术、审美……不同的族群在此落脚、相遇、定居、繁衍,直接促使民族融合,对当地的生产、生活、婚姻、习俗产生明显的影响。
疍家人是外来人口与当地融合的一个案例。“两岸画栏红照水,疍船争唱木鱼歌。”这首歌曾是昔日珠海疍家人的生活写照。疍家人也称作水上人,广泛分布于珠江水系的江面和沿海地区,他们以舟楫为家,傍水而生。
珠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杨长征介绍,东晋末年,江南八郡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世奉天师道的孙恩和卢循乘机组织起义军,攻打东晋京师建康(今南京)。公元402年,农民起义军被镇压而转战东南沿海地区,攻占广州。公元410年,广州失守,农民起义军主力彻底失败,余部散落于老万山(今珠海万山群岛),后来演变为疍民,以船为家,漂泊水上,饱经沧桑。
如今,疍家民歌中水乡的“道路曲弯,十分难行”已经成为过去,“万艇云集,浮宅连片”的景象再不复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迁徙而来的水乡人从水到岸,从疍船住到洋楼里。
乾务飘色则是南迁民俗中的一个例证。乾务飘色,乾务人称之为“摆色女”,该民俗源于400年前。明代年间,珠海乾务人梁彭泽于今江西省彭泽县当县令(至于江西彭泽县为何以梁彭泽之名命名则待考证)。他看到当地民间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都有飘色游行,深受老百姓喜爱,又营造了节日氛围。后来他从江西回乡省亲,带回三支色棍(飘色核心技术)送给逸民、逵卿、伯兆乾务三大族(亦即当今乾北、乾东、乾西之代表)并亲传飘色技巧。从此,每年元宵节,乾东、乾北、乾西三板色女(每个色柜当地称之为一板)都在乡间巡游表演,争妍斗丽。此际,万人空巷,男女老少纷纷站在路旁,争睹三板飘色之风采。欢声笑语,一派欢乐,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氛围。
事实上,迁入珠海的人口并不是固守先祖基业,而是逐渐形成了近现代珠海地区家族和人口的分布格局。在珠海地区的唐家、山场、南屏、翠微、斗门等地,形成了很多望门大族。
斗门赵氏是宋代皇室魏王赵廷美的后裔,迁入珠海斗门地区近800年。赵氏承袭宋代皇族血脉,重视礼教,忠孝传家,延续至今的祭祖古礼是珠海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南宋期间,有两支吴氏宗族先后来到珠海山场村。迁居此地的吴氏,加入了当地盐场灶户的行列。吴氏先祖被推为“盐场百夫长”,协助官员管理盐场事务。十排制度建立后,吴氏在二十户甲首中占了三席。近800年的血脉传承,吴氏家族人才辈出,后人分布于珠海、港澳台及海外。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山场鲍氏的开基始祖鲍允瑜举家由南雄珠玑巷迁至凤凰山南麓的山坻埔,不久再迁至山场村。山场鲍氏以书礼传家,艺文人才辈出。
北山村的杨家,是珠海人口众多,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之一。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北山始祖杨泗儒为躲避元军侵袭,由南雄珠玑巷迁到香山县,先停留在平岚(今属中山市),后落籍北山村。杨氏家族重孝念祖,崇文尚武,子孙中不乏乐善好施、爱国爱乡之士。
类似生动例证,有不少记载于史料。
深远影响:构建兼容并蓄文化,催生多元价值观
无论是从广西、南雄珠玑巷而来的广府人,还是从中原而来的客家人,抑或从粤东、福建而来的潮汕人,他们都在珠海融合,逐步演变出一个文化多元、兼容并蓄的文化体系。
张建军认为,移民潮催生了珠海多元开放的价值观,对珠海本地的观念和文化、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海洋文化的观念的形成、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对中西合璧建筑的认同等。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传承具有很大的惯性,可谓是一脉相承至今,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印证张建军观点的案例,在珠海历史上有不少。珠海唐氏始祖唐居俊在南宋末年南下,宋亡后定居新会。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五世祖唐子英迁居香山釜涌村后,繁衍生息,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姓,村子亦改名“唐家村”。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唐家多有子弟留学海外,不但熟悉西方文化与思想,也让唐家人养成了开放进取的家族性格。以唐廷枢、唐廷植兄弟为代表的买办世家闻名全国;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近代法律先驱唐宝锷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除了有南迁至珠海的移民,珠海人也迁移至他地,去看更广阔的世界。珠海人走出珠海、走出国门,敢闯敢拼,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并将新的技术和思想带回家乡。张建军说:“到了近代,特别是澳门开埠以后,珠海地区成了中西文化交流通道,一些人得风气之先外出谋生,成就事业。”
回望珠海的九次移民潮,杨长征表示,人口迁徙对珠海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含了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人口和传统,这些推动了香山文化的逐渐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珠海是个仅有7.7万人口的渔民之县(不含斗门县),现如今已经是拥有246.67万常住人口的经济特区(含斗门区)。随着珠海经济特区的建立,迁入珠海的人口为珠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事实的确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农工、知识青年、解放军指战员开荒围星,平沙农场、红旗农场诞生,在此基础上收留逾万名越南归难侨;改革开放后,大批心怀梦想的人南下特区一展身手;每年夏天,从各地高校毕业的学子不少也来到珠海择业定居……改革开放40多年来,珠海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缩影和时代先声,而这离不开一代代珠海人的脚踏实地与开放包容。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珠海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不同族群择地而居,在这里融合、繁衍,不同的故事、记忆和文化在这片土地传承。南腔北调的歌声、中西混合的建筑、华洋融合的口味、丰富多彩的民俗,造就了珠海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这也赋予了珠海这座城市得天独厚的禀赋和深沉持久的力量。
如今,珠海这座“青春之城,活力之都”,正从“他乡”变成越来越多人的“家乡”,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动人故事,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珠海地区的九次移民潮
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秦代,公元前214年前后。秦始皇以数十万大军三征岭南百粤(越)之地,一批来自中国西北的秦军将士留在了岭南地区。秦王朝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个郡,首次把岭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地区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西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十万平定南越国(位于今两广地区),部分出征的军士、随行的家眷及战后来到岭南地区的大批中原人口在岭南地区定居。南海诸郡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得到显著发展。
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东晋,公元399年前后。“孙恩、卢循起义”,数十万义军与东晋政府对抗约12年之久;战斗遍及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及以南的广大地区,最终被朝廷镇压,卢循投水自尽,余众遁入海岛,促进了万山群岛渔业的发展。
第四次移民潮:发生在唐代,公元661年前后。“广州通海夷道”兴起,连接了印度洋和波斯湾,当时珠海山场一带的金斗湾盐场处于发展时期,劳动力需求明显。依靠通海夷道做生意的外贸商人、2000名维护海防保卫盐场的驻军对香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有所提升,文顺乡、香山镇先后设立。文献记载每天在金斗湾一带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就有数千人,后来在本地立籍成为居民。
第五次移民潮:发生在北宋,公元1080年前后。香山镇盐业及银矿业受到政府重视,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自邻县和外省的大量壮丁以及随行的家眷使得珠海地区人口激增,灶户初具规模,盐业与银矿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说,珠海古代史上最大批移民的迁入就是这个阶段,邻县和外省民众举家迁到珠海地区的唐家、山场、南屏、翠微、斗门等地,形成了很多望族。
第六次移民潮:发生在南宋,公元1272年所谓的“胡妃之乱”与公元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使得为避祸而举家南迁的广东南雄珠玑巷民、闽南难民、随宋皇室南逃的抗元遗民嵌入珠江三角洲,珠海地区主要家族及重要村落雏形初现。特别是南宋王朝覆灭于崖门,宋军残部及皇室遗裔入山落户,成为珠海斗门的居民,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第七次移民潮:发生在明代,公元1553年前后。澳门逐渐成为东西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城镇聚落兴起,工作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大批周边地区居民、外贸商人、千余名驻军迁入珠海地区,催生了大批买办,商业文化在本地逐渐兴起。
第八次移民潮:发生在清代,公元1684年前后。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曾被迫内迁的沿海岛屿原住居民于是返回家乡,粤东等地居民也受到鼓励来此开垦。回迁的原住居民、粤东等地的客家人,促进区域经济复兴,客家文化被带入香山县。
第九次移民潮: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20世纪50到70年代,珠海开始实施围海造田政策,1980年8月26日,珠海经济特区建立。随后,大批国家干部、下乡知青、印尼和越南的归难侨,以及海内外投资者及技术人才、附近省市地区居民迁入珠海地区,为珠海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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