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馆后面是湖滨巷。巷不长，也就百八十米，两侧全是沙枣树。树不高，耐寒，适宜在北方生长；开花迟，花骨朵小，如米粒一般，金黄色，但非常繁密。夏夜走进湖滨巷，有一种甜蜜的眩晕感。走出巷子很远，身上还有淡淡的香气。小巷的尽头，是农科所的家属院，一幢四层小楼，十六家住户。我结婚后搬进了新房，这里成为父母的二人世界。四年前母亲离世，父亲独居。

在我心中，父母可作天下夫妻的楷模。尽管他们的学历只是中专，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恩爱，在这幢家属楼里是公认的。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沉浸在他们所营造的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中。

令我不解的是，学财会专业的父亲，业余爱好却是音乐——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甚至那种让年轻人浑身扭动的摇滚乐，也令父亲沉醉。他不光是聆听和欣赏，还动手演绎优美的旋律。冬日飘雪的傍晚，他坐在阳台上用手风琴演奏《三套车》；夏日落雨的黄昏，用小提琴演奏《梁祝》。没有哪位住户对此提出抗议。

和父亲如此大动静的爱好不同，学养蜂专业的母亲，业余生活却是那样安静：读书——全是文学类，四本一套的《静静的顿河》，各种版本、不同译者的，家里有五套。最独特的一套，是父亲出差时买给母亲的礼物。当时母亲亲过父亲，接过书刚翻看了两页，就笑得直拍大腿，说道：“都说艺术是相通的，但隔行如隔山，喜欢音乐的搞不懂文学。这是盗版的。”那一套《静静的顿河》，母亲对照人文社版金人译本，用红色中性笔将差错逐一勘正，并指给父亲看。这让父亲在谈论音乐之外，对文学也有了谈资。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大半生，直到母亲离世。

我不知道母亲的离去对父亲造成了怎样沉重的打击，但他把所有的乐器、唱片、功放、音响，都赠给了他和母亲曾就读的中学。业余时间，父亲就读母亲勘误过的那套《静静的顿河》。父亲退休的前一年，我差不多有十个月时间没有见到他。打电话给父亲，要么不接，要么就回复两个字：在忙。直到今年6月的一天，父亲发短信给我：来家。

沙枣花全开了。父亲坐在阳台上，小桌上反常地没有摆放《静静的顿河》，而是其他的东西。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吃了一惊：大粗黑的边框内，是纪委约谈父亲的通知书。

我心惊肉跳地看完，发现日期是一年前的，这说明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轻轻地放下了那张千斤重的纸，愕然地望着父亲。

父亲微笑着问：“你看它像什么？”

我无语。

父亲说：“有时候我想，如果我真的做了错误的事情，这张纸看起来就会像一张讣告啊！你看抬头直呼其名，连‘同志’两个字都没有！是啊，谁会称呼一个疑似贪污犯的人为‘同志’呢？但是儿子你放心，爸爸是干净的，组织上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我是对得起你妈和你的。”

父亲将小桌子上的两本荣誉证书打开递给我，一本是嘉奖令，一本是三等功证书。他又把一个细绒包面的精致小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枚三等功奖章。

父亲站起身，打开窗户，望向湖滨巷。沙枣花的香气扑进屋来，四处弥散，倒像是奖章证书自带香气，肃穆而严正，逼退了其他的任何气味。

父亲坐下盯着我说：“我学的是财会，干的是会计，工作几十年，坚持原则，得罪人是免不了的。有人告我的状，纪委查我的账，这很正常。关键是，自身要干净。现在有了结论，连续三年考核优秀，嘉奖和三等功，也补发了。昨天，办理了退休手续。做人，要像你妈，把所有的错误都剔除干净，这样手脚才会干净。如果要贪，就要贪读书，像你妈一样，那样你的心才会纯净，才能安稳。讣告和奖章，我希望你都带走。这两样东西，就是生与死的界限。你干警察，应该比我更懂得它们的意义。”

走出湖滨巷，满身枣花香。不用回头我都知道，背后，是父亲站在阳台上深情注视的目光。

李方 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飞天》《山花》《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读者》《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或入选文学年选。出版长篇文化随笔《一个人的电影史》《传奇·李方微小说精选集》。

卢一萍 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银绳般的雪》《天堂湾》《帕米尔情歌》《大震》等。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多年前，我在朋友圈写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叙述是平等的。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以至于印象深刻，朋友圈都删了，这句却还记得。也许是因为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创作谈，编辑又催着要——相比而言，创作谈确实更容易让一个作家露怯。至少我那时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就不一定了，有可能是反过来。文学的事情就是这么微妙。无论如何，两种感觉都真实存在，是我的切身体会。

喜欢“叙述”却是由来已久的事情。记得小时候，村里每有露天电影，大伙奔走相告，太阳还在西山坡的桉树林上堂堂亮，我们就怀抱草席，到巷口占位置了，面对空空如也的戏台（电影银幕一般就搭挂在戏台上），开始想象它光影四射、刀光剑影的样子。那时我身边经常纠结着一帮小伙伴，不为别的，只为电影看完，第二天一大早，我仍能把剧情复述、演绎一遍给他们听。记忆如果出现偏差，填补、虚构和添油加醋，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拿手好戏。

电影是来自外界的诱惑，迷恋电影和喜欢听古（故事），是乡村小孩共同的爱好，就像我们经常爬上山坡，攀上松柏和桉树的枝头，远眺十几里外的城镇，对家乡之外的美好想象和向往，贯穿了整个童年。要是有一次随父母去上街市的机会，简直如同过年。多时是不能如愿的，死死抱着大人的腿脚，哭天喊地也没用，最终都会被无情地抛下。记忆中，我倒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小孩，有点乖巧，有点听话。只是，如果母亲长时间没回家，等着盼着，眼看日头都要落山了，我会站在村口，用耳朵贴住马路边的电线杆，听着不知道是风声还是电流的嗡嗡声，就像是电影里的人那样，跟出门未归的人通上了电话。那种感觉多少有些心酸。有一次，我跟爱人聊起此事，爱人拍着大腿说，她小时候也是，那时她妈妈去深圳捡废品，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一想妈妈，她就贴着电线杆，听着嗡嗡的声响跟妈妈“对话”，像个傻子。我们说着，都笑了，不过笑后，眼里都湿了。

我想说的是，村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他们对世间事物的感受，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敏感也好，脆弱也好，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多少还上不了台面，这些在俗世里是消极的表现。然而在文学上，这些“特质”却又焕发出积极的一面。甚至，有一天当我喜欢上写小说，才发现，童年和村庄成了我挖之不竭的富矿。这是让我感到欣喜并感动的地方。有那么几年，我一直沉浸于对往事的追忆，实在回忆不起来，就回老家，实地去感受。尽管好多地方已经大变样，露天电影没有了，村口的电线杆也拆了，但村庄还是原来的村庄，那些以前的小伙伴，多数还在村里，老人们也都健在，有些事情，他们记得比我还要齐全，还要充满细节和情感。

我的湖村系列小说便是在那几年写出来的，后来有机会出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它们结集出版，也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一只鸟仔独支脚》，收录了我所有书写童年和乡村的短篇小说。至今仍有不少篇什是我偏爱的，偏爱不是说它们写得有多好，事实上稚嫩和拙劣是注定的——偏爱有时又恰恰是因为它们不够完美。

后来，接触打工文学，则跟我在深圳的经历有关了。2008年，我在深圳的电子厂已经呆了四年，每天除了打螺丝就是打螺丝，不同的是从最开始的手动螺丝刀到后来的电动螺丝刀，我都玩得十分娴熟。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时刻都想着逃离。当时打工文学方兴未艾，我也尝试着拿起笔来写，用近乎摄像机的角度，如实记录了一代打工人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时隔十年，2018年刚好有机会结集出版，也就是小说集《保护色》。《保护色》算不上是我满意的作品，作为文学履迹，它又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回顾这些年，我的写作之路充满了迂回和驳杂。农村与城镇貌似是我的“主战场”，之前的两部长篇小说《六歌》和《出花园记》，也是对乡村和城镇的回望和书写。但它们还是有别于湖村系列的某个场域，我试图把乡土和城市打通，至少在场景与人物上，文学不可能再限制它们流通融合的自由了。

我曾和诗人冯娜在《文艺报》上有过一次深入的对话。对话一开始，我便坦诚地回顾了自己的写作之路——“我走的大概是一条不堪回顾，甚至经不起整理的写作路径，十余年了，恍然如梦，如果真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我的行径仿佛就像是童年时那些被我们拽掉脑袋的‘铁牛’，它们会顽强地在沙地上走出一条条看似盲目实则却肯定在内心做过衡量和抉择的道路，尽管好多瞬间下的判断和选择事后看来都是无效的，脚步和路途无疑是最严密的证据链，濒临死亡的昆虫也好，一个在迷茫中苦苦求索的写作者也罢，他们都一样需要耐心、勇气，以及对未来充满自欺欺人式的信心，那信心可以让一只断了头的‘铁牛’继续前行，也可以让一个半路出家的野生作家坚信有写出好作品的一天。”

陈再见 广东潮汕人，青年作家，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种期刊，现居深圳。

九三 女，90后，满族，现居西安，西北大学电影硕士，诗作散见于各种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