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博物馆三楼第八展厅，走到头便是“海贸要道”展区，这里有着珠海博物馆展品中十分重要的一件珍藏——刻有“朱师所治”字迹的陶片，这块质朴而珍贵的刻文陶片，引发人们对珠海地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展开猜想。

“这块陶片体现了珠海地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与南海丝路两千年的历史息息相关。”珠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国家考古发掘领队资格拥有者郭雁冰说。

外伶仃岛上的珍贵文物

据郭雁冰介绍，这块陶片是1986年珠海文博工作者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外伶仃岛石涌湾采集到的，是一件带釉弦纹罐残器，肩部刻隶书“朱师所治”四个字，同一展柜中还有唐朝、明朝等时期的遗物。

“经与先秦至东汉时期的字体比较，其字体接近西汉字体风格，故推断其出产年代为西汉。有专家认为‘朱师所治’四个字是制陶工匠落款，可能是我国早期外销陶瓷的遗存，因为汉代除了开辟从徐闻、合浦起航至印度洋以及从山东至朝鲜、日本的航线外，还开辟了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的南北沿海航线。”郭雁冰说。

出土“朱师所治”陶片的石涌湾遗址范围约2500平方米，遗物类别包括陶器、石器、瓷碗等，所属年代包含夏商时期、汉代至南朝、唐宋、明清等，主要是先秦和汉代文化遗存。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遗物可辨别出来的为广东窑场、福建窑场、江西窑场、浙江窑场产品，以广东窑场产品居多。

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或为“海上丝绸之路”补给点

据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后，汉使穿越南海，进行官方海上贸易。番禺、徐闻、合浦以及日南成为这一时期南方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当时丝绸、黄金、釉陶器和玉器等是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进口物品有珍珠、犀角、象牙、玳瑁、琉璃、香料等。

这条海上通道穿越南海，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航行到今天的斯里兰卡。这标志着联结东西方的南海至印度洋航路正式对接。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舶来品银盒、象牙等证实两千多年前这条航线的存在。造船技术和观星辨航向保证了海道航行的可能，因为汉代番禺是南海的造船中心，能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广州秦造船工场可建造宽3-6米，载重25-30吨的木船。而舟师用‘观星定向’法保证了船行航向。所以，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可能是海上贸易的补给点之一。”郭雁冰说。

从“朱师所治”刻文陶片联想到古人海上贸易的智慧

郭雁冰介绍，在外伶仃岛发现的“朱师所治”刻文陶片等遗物有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是一种推断，在外伶仃岛发现汉代遗物，一个是时代比较久远，一个是猜测当时去外伶仃岛不是很方便，由此联想到这个陶片与汉代时的海上贸易有关，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紧接着，郭雁冰结合出土文物回顾了那段人们发挥才能，造船、克服海上航行困难，与多个国家达成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广式船舶“南越舟”“八槽舰”具有帆、桨、篙、舵、碇等，设备比较齐全。1955年，广州先烈路三号墓出土的东汉陶船船头系锚，有防浪蓬，船尾有舵，舷板较高，适于深水航行。但汉代的造船技术还不能建造足以抗拒大洋浪涛的大型船只，海船只能靠近海岸航行。

此外，航海的实现还需要导航支撑。“秦汉时期，人们以观察日月星辰的方法辨识航向，诸多文献证实了这点，如西汉早期的《淮南子》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西晋葛洪《抱朴子》也说：‘竝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返。’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乘船回国后也记述：‘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以进’。”郭雁冰说。

唐代中期后，“海上丝绸之路”呈现空前繁荣局面，北自登、莱，南至交、广（指古代北方登州、莱州，南方交州、广州），都通往海外。唐贞观年间，唐朝与近20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出现“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的盛世景象。开元、天宝间，与唐朝有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梯航万国来，争相贡金帛”。

“为此唐朝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航海贸易。当时连接东西方航线为《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屯门出发，自珠江口越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最远到达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经历90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高峰。”郭雁冰介绍。

“1977年在外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的唐代14件古陶瓷和1985年在荷包岛至乌猪岛海域打捞的唐代21件古陶瓷证实了这条航线的存在。”郭雁冰说，“宋元时期因造船技术的提升和罗针导航的使用，使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自此之后，瓷器代替丝绸，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1969年珠海蚊洲岛沙滩发现的212件元代青瓷器就是见证。”

沉船、陶瓷和珠江口航线的关系

目前，珠江口西岸已知的沉船自东至西有三灶草堂湾沉船、平沙前锋沉船、“南海一号”沉船等；打捞的陶瓷器有外伶仃水下唐代陶瓷、荷包岛水下唐代陶瓷，及发现的蚊洲岛沙滩埋藏的元代陶瓷等。

“我们如果将这些遗物点和‘朱师所治’刻文陶片所在的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标记在现代地图上，大致呈一条自东向西近海岸的航线，可见至少自汉唐以来珠江口航线已为人们所熟知”。郭雁冰说。

专家点评

珠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郭雁冰：

珠江口是“海上丝绸之路”要冲、南来北往的船舶必经之处，这已为史料和考古发现所证实，足以证明珠海地域的历史是久远的。

考古发现与海上打捞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珠海地域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所以在外伶仃岛石涌湾遗址中发现“朱师所治”陶片及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遗物可辨者窑口众多不足为奇，这与其所处交通位置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