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深圳到珠海,汤涛一路见证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我们这代人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是北京首批重点中学的学生,1980年考上北京大学,后来出国深造、工作,但无论身在何方,都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
他还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前一天,他从香港乘坐火车到北京。当车门打开的那一刻,“好多人列队欢迎我们,非常热烈,非常难忘!那时我才知道,这是香港回归后第一趟抵达北京的香港火车”。
一年后,汤涛决定回到香港浸会大学执教,并在2005年前后参与筹办首所内地与香港合作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下称“北师港浸大”)。
从此开始,他与广东高等教育更是结下不解之缘:加入南方科技大学,在全世界引进了一批年轻科学家,并推动这所年轻的大学仅创办8年就拿下了博士点;担任北师港浸大第二任校长,把校园版图扩大到三倍,人才培养也迈上了新台阶……
“办好高水平大学关键在人才。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湾区教育迅猛发展的局面。”汤涛说,开放办学是广东独有的新气象。扎根中国大地办国际化教育,至今仍是社会发展的刚需,相信这将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1
广东高校实力不可小觑
南方+: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您有哪些深刻记忆?
汤涛: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教育快速走上正轨,优质教育资源涌入,这点我深有体会。尤其是考上北大后,除了专业学习,让我特别着迷的是学校提供了大量开阔视野和思路的平台,比如名家演讲、兴趣课堂等,大大扩展了我的知识面。在读书期间,我就有不少机会参加国际专业会议,不断拓宽国际视野。
我还有机会到国外深造、工作,直至1998年回到祖国,先后在香港浸大、南科大、北师港浸大工作。我的人生轨迹是跟国际化教育、多元文化交汇紧密相连的,而且无论是教育、科研和工作,都受益于改革开放。
南方+:改革开放给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什么变化?
汤涛:改革开放非常了不起,给广东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思想、文化。我想,我们这代人一直在享受着这份红利。
在念中学、大学时,我们讲的名校更多是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沈阳,广东高校属于“中游”。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广东龙头高校很快崭露头角,同时还有深大、南科大等新兴大学也快速崛起,如今实力都不可小觑。
境外合作办学,广东也是全国领先。截至目前,已有4所港校到广东办学,包括北师港浸大、港中大(深圳)、港科大(广州),以及正在筹建的港城大(东莞),此外还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两所中外合作大学。也就是说,仅广东的合作大学数量,就占了全国一半。
为什么?除了地理位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头脑更加灵活,思路更为开放。像20年前我们联合创办北师港浸大,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是完全没有先例可借鉴的,但我们仍然得到了广东、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珠海的全方位支持。
02
“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
南方+:年仅12岁的南科大入列“双一流”建设高校。办学仅三年时,您就加入了南科大,如何破格拿下博士点?
汤涛:2015年,陈十一校长找我做副校长。考虑了两周后,我决定辞掉香港浸大理学院院长,到南科大来了。
在南科大,算是“创业”。当时学校还没有硕士点博士点,然而我们最大的挑战是要在5年之内拿下来,且之前完全没有人做过。因为没有博士点,就没法办成研究型大学,也留不住国际知名学者和优秀人才。
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根据当时的标准,新增博士点的专业至少需要完成14年的本科和硕士生培养,才能获得申请资格。怎么突破这个硬标准?我们下了很多苦功夫。除了准备动辄上千页的申请资料,我们经常开会、沟通,很辛苦,也很有拼劲。
终于,2017年,博士点的入门条件有了改进,“拥有国家重大科研平台、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具有国际一流高水平师资队伍的普通高等学校,可不受年限限制直接申请”。于是,南科大成功拿下博士点,成为国内最快获得博士授权单位的高校。这也是在广东敢闯敢试的热土上才能做成的,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南方+:突破年限的“秘诀”是什么?
汤涛:南科大怎样能有所突破,我们也探讨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才”。引进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是把视野放到全球去。
我刚来时,南科大只有6个系,于是我着手筹建数学系、计算机系、大数据与统计系。比如在考量计算机系系主任人选时,我分别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挑“高人”,最后决定是当时在英国的姚新教授。我去一次,没说动,就再多去几次,终于把他请过来了。姚教授来了以后,南科大计算机系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系之一。我们就请了他,剩下的30多位老师都是他找来的。所以,有时候你只要请到了领军人物,人才队伍也就建起来了。
其实,从教育部改进博士点入门条件也能看出,人才对大学而言非常重要。若真要说“秘诀”,我们就是抓人才。有人才就有项目,有人才就有平台,有人才就有一切。
03
合作办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南方+: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发,港澳台地区的合作办学参照执行。那一年,您就参与筹办北师港浸大了,有哪些特别经历?
汤涛:当时我还是香港浸大研究生院院长,帮助当时在香港浸大的吴清辉校长到珠海选址,也多次到北京去,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磋商,促成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大联手办学,创办北师港浸大这所内地与香港的第一所合作大学。
北师港浸大诞生的背景,源于改革开放释放了大家对国际交流交往的需求,以及促成国家政策利好出炉。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北师港浸大。改革开放新环境下,如何打造优质的多元化教育环境?大家希望能办一所实现中西融会贯通的大学,这才有了北师港浸大。
创校之路可谓筚路蓝缕,完全白纸一张,很多东西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很艰苦的。甚至,北师港浸大起初连自己的“地盘”都没有,仅仅是在当时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校园里借用了一块土地。
吴清辉校长找我在2019年接任时,北师港浸大已发展得比较有规模了,也拥有了300多亩的独立校园。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为北师港浸大扩容,实现更大发展。目前,二期校园宿舍已经建好,我们实现了千亩办学空间,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产学研融合都将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南方+:您认为湾区高等教育怎样能更好地融入改革开放浪潮?
汤涛:广东改革开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首先是独有的改革特色、所处的独特地位,要与时代发展、国家和区域战略定位紧密结合,而不是埋头创新或一味复制。
高等教育发展也一样。尽管境外合作办学与传统办学模式大有不同,也同样得到了社会认可。比如在北师港浸大,我们的发展路径很明晰——扎根中国大地、办国际化教育,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家国情怀的人才。这符合改革开放凸显多元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趋势,也是现实发展所需。
再看看近两年成立的港科大(广州),还有正在筹办的大湾区大学,它们同样是与时俱进的新大学,但各有办学特色和思路,用独有的路径去服务湾区、国家的发展。
进入发展新阶段,改革开放越深化,中外(境外)合作大学的优势将更加凸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这是一个重要定位。我相信,扎根中国大地、与湾区建设接轨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将迎来更多新的发展机遇。
从香港、深圳到珠海,汤涛一路见证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我们这代人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是北京首批重点中学的学生,1980年考上北京大学,后来出国深造、工作,但无论身在何方,都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
他还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前一天,他从香港乘坐火车到北京。当车门打开的那一刻,“好多人列队欢迎我们,非常热烈,非常难忘!那时我才知道,这是香港回归后第一趟抵达北京的香港火车”。
一年后,汤涛决定回到香港浸会大学执教,并在2005年前后参与筹办首所内地与香港合作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下称“北师港浸大”)。
从此开始,他与广东高等教育更是结下不解之缘:加入南方科技大学,在全世界引进了一批年轻科学家,并推动这所年轻的大学仅创办8年就拿下了博士点;担任北师港浸大第二任校长,把校园版图扩大到三倍,人才培养也迈上了新台阶……
“办好高水平大学关键在人才。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湾区教育迅猛发展的局面。”汤涛说,开放办学是广东独有的新气象。扎根中国大地办国际化教育,至今仍是社会发展的刚需,相信这将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1
广东高校实力不可小觑
南方+: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您有哪些深刻记忆?
汤涛: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教育快速走上正轨,优质教育资源涌入,这点我深有体会。尤其是考上北大后,除了专业学习,让我特别着迷的是学校提供了大量开阔视野和思路的平台,比如名家演讲、兴趣课堂等,大大扩展了我的知识面。在读书期间,我就有不少机会参加国际专业会议,不断拓宽国际视野。
我还有机会到国外深造、工作,直至1998年回到祖国,先后在香港浸大、南科大、北师港浸大工作。我的人生轨迹是跟国际化教育、多元文化交汇紧密相连的,而且无论是教育、科研和工作,都受益于改革开放。
南方+:改革开放给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什么变化?
汤涛:改革开放非常了不起,给广东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思想、文化。我想,我们这代人一直在享受着这份红利。
在念中学、大学时,我们讲的名校更多是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沈阳,广东高校属于“中游”。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广东龙头高校很快崭露头角,同时还有深大、南科大等新兴大学也快速崛起,如今实力都不可小觑。
境外合作办学,广东也是全国领先。截至目前,已有4所港校到广东办学,包括北师港浸大、港中大(深圳)、港科大(广州),以及正在筹建的港城大(东莞),此外还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两所中外合作大学。也就是说,仅广东的合作大学数量,就占了全国一半。
为什么?除了地理位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头脑更加灵活,思路更为开放。像20年前我们联合创办北师港浸大,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是完全没有先例可借鉴的,但我们仍然得到了广东、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珠海的全方位支持。
02
“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
南方+:年仅12岁的南科大入列“双一流”建设高校。办学仅三年时,您就加入了南科大,如何破格拿下博士点?
汤涛:2015年,陈十一校长找我做副校长。考虑了两周后,我决定辞掉香港浸大理学院院长,到南科大来了。
在南科大,算是“创业”。当时学校还没有硕士点博士点,然而我们最大的挑战是要在5年之内拿下来,且之前完全没有人做过。因为没有博士点,就没法办成研究型大学,也留不住国际知名学者和优秀人才。
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根据当时的标准,新增博士点的专业至少需要完成14年的本科和硕士生培养,才能获得申请资格。怎么突破这个硬标准?我们下了很多苦功夫。除了准备动辄上千页的申请资料,我们经常开会、沟通,很辛苦,也很有拼劲。
终于,2017年,博士点的入门条件有了改进,“拥有国家重大科研平台、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具有国际一流高水平师资队伍的普通高等学校,可不受年限限制直接申请”。于是,南科大成功拿下博士点,成为国内最快获得博士授权单位的高校。这也是在广东敢闯敢试的热土上才能做成的,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南方+:突破年限的“秘诀”是什么?
汤涛:南科大怎样能有所突破,我们也探讨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才”。引进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是把视野放到全球去。
我刚来时,南科大只有6个系,于是我着手筹建数学系、计算机系、大数据与统计系。比如在考量计算机系系主任人选时,我分别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挑“高人”,最后决定是当时在英国的姚新教授。我去一次,没说动,就再多去几次,终于把他请过来了。姚教授来了以后,南科大计算机系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系之一。我们就请了他,剩下的30多位老师都是他找来的。所以,有时候你只要请到了领军人物,人才队伍也就建起来了。
其实,从教育部改进博士点入门条件也能看出,人才对大学而言非常重要。若真要说“秘诀”,我们就是抓人才。有人才就有项目,有人才就有平台,有人才就有一切。
03
合作办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南方+: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发,港澳台地区的合作办学参照执行。那一年,您就参与筹办北师港浸大了,有哪些特别经历?
汤涛:当时我还是香港浸大研究生院院长,帮助当时在香港浸大的吴清辉校长到珠海选址,也多次到北京去,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磋商,促成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大联手办学,创办北师港浸大这所内地与香港的第一所合作大学。
北师港浸大诞生的背景,源于改革开放释放了大家对国际交流交往的需求,以及促成国家政策利好出炉。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北师港浸大。改革开放新环境下,如何打造优质的多元化教育环境?大家希望能办一所实现中西融会贯通的大学,这才有了北师港浸大。
创校之路可谓筚路蓝缕,完全白纸一张,很多东西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很艰苦的。甚至,北师港浸大起初连自己的“地盘”都没有,仅仅是在当时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校园里借用了一块土地。
吴清辉校长找我在2019年接任时,北师港浸大已发展得比较有规模了,也拥有了300多亩的独立校园。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为北师港浸大扩容,实现更大发展。目前,二期校园宿舍已经建好,我们实现了千亩办学空间,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产学研融合都将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南方+:您认为湾区高等教育怎样能更好地融入改革开放浪潮?
汤涛:广东改革开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首先是独有的改革特色、所处的独特地位,要与时代发展、国家和区域战略定位紧密结合,而不是埋头创新或一味复制。
高等教育发展也一样。尽管境外合作办学与传统办学模式大有不同,也同样得到了社会认可。比如在北师港浸大,我们的发展路径很明晰——扎根中国大地、办国际化教育,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家国情怀的人才。这符合改革开放凸显多元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趋势,也是现实发展所需。
再看看近两年成立的港科大(广州),还有正在筹办的大湾区大学,它们同样是与时俱进的新大学,但各有办学特色和思路,用独有的路径去服务湾区、国家的发展。
进入发展新阶段,改革开放越深化,中外(境外)合作大学的优势将更加凸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这是一个重要定位。我相信,扎根中国大地、与湾区建设接轨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将迎来更多新的发展机遇。
-我已经到底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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