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勇
辛丑牛年接近岁末,欧洲几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大奖如同预谋好了似的,不约而同地授予了非裔作家或非洲作家的作品。先是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连西方读者都不太熟悉的英籍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尔拉扎克·古尔纳;几天之后,葡萄牙语文坛享有最高声誉的卡蒙斯文学奖揭晓,授予莫桑比克女作家保利娜·希吉雅尼的长篇小说《风中恋歌》。进入11月,英语布克文学奖颁给了南非作家、剧作家达蒙·加尔古特的长篇小说《诺言》,法语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的长篇小说《人最隐秘的记忆》。引人瞩目的是,除了南非的达蒙·加尔古特像以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戈迪默、库切一样是白人移民后裔,其他三位作家都是纯正的深肤色非裔,虽然他们的作品无不吸纳了欧洲文学的影响,但却深深植根于非洲大陆的历史和现实,携带着鲜明的非洲传统文化的基因。伴随着欧洲这些文学大奖接二连三集中落到这些非裔作家头上,出版界和文学读者当中似乎也大有掀起一波强劲的非洲文学旋风之势。
据了解,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10部作品向中国开放版权,经过数家出版公司以最快速度的竞争之后,翻译版权已有归属。达蒙·加尔古特此前有一部小说《在一个陌生的房间》曾经出版过中文版,相信拥有布克奖光环的《诺言》中文版不久也会问世。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和卡蒙斯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非裔作家的作品,也势必随着这股劲风得到国内出版界的重视并翻译出版。那么,非裔作家文学乃至非洲文学,会不会因此而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爆炸文学一样,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外国文学出版主流选择的一个重要板块呢?会不会像拉美爆炸文学那样也对我们的原创文学产生持久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呢?客观地讲,前景未必十分乐观。
诚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我们对非洲大陆的历史、文化、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类似“非洲人文经典译丛”和“非洲研究文库”这样的出版工程一直在大力推进,一些重要非裔作家的作品也在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但是相比欧美主流和强势文化而言,非洲文化和文学的翻译出版与影响力像许多小语种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一样,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弱势地位。现在能够进入我们出版和阅读视野的非裔作家,除了他们多数是用具有世界影响的英语、法语等大语种进行创作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西方主导的一些文学大奖的关注,或是已经获得了西方的一些文学大奖。这其中影响最为突出、最具推动力的,莫过于一年一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前西方人搞得赔率榜。只要是经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作家,出版公司为了这些作家万一有哪位中得大奖之后的市场轰动效应,会重点引进这些作家的作品版权来翻译出版。例如数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呼声很高的尼日利亚非裔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近几年获奖呼声很高的肯尼亚非裔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以及尼日利亚的非裔作家本·奥克瑞、莫桑比克的欧洲裔作家米亚·科托等,这些作家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已经成系列地在国内翻译出版了。实际上,最近十几年中,尼日利亚作家、剧作家沃莱·索因卡和阿拉伯语文学巨匠、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能够不断得到出版,主要也是因为前者拥有“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者拥有“阿拉伯世界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耀眼光环。然而,新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是冷酷的,尽管上述这些非裔作家的艺术水平不可谓不高,作品翻译到国内出版的也并不算少,但无论是在图书市场中占有的份额,还是对我们原创文学产生的影响,都无法与具有主导影响力的欧美文学相匹配;即便是与戈迪默、库切等在非洲出生、长大的欧洲裔作家相比,他们也一样不占优势。
造成非裔作家作品影响力弱势地位的深层原因,无疑是复杂而多元的,有些原因甚至是无法改变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透过西方的视角去打量非洲、认知非洲,就像人们习惯了透过西方的视角打量西亚、认知西亚一样。人们甚至更加在意的是西方作家描写非洲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和方式,而不太在意非洲本土作家是怎么看待和描述他们自己的;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们也知道要了解真实的非洲就不能不重视非洲人自己的视角。相比索因卡、阿契贝、提安哥、希吉雅尼、萨尔等血统纯正的非裔作家,加缪、奈保尔、库切、勒克莱齐奥等作家描写非洲的作品,反倒更容易契合我们的阅读预期,与我们的阅读心理发生化学反应。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些非裔作家虽然关注的是与非洲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创作中也能广泛汲取非洲古老的艺术形式和精神;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赢得声誉,并且通过西方在世界文学版图中逐渐形成属于现代非洲的独特文学景观,除了因为他们多数不得不用非母语的西方语言写作,往往也都离不开他们从西方文学传统中学习、借鉴的写作方式、叙事技巧和价值观念。把问题讲得严重一些:多数非裔作家的创作与其说是趋于非洲本土化的,不如说是偏向西方化的。
非洲文学成规模地在国内翻译出版,其实也并非近十几年才有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非洲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一起得到了广泛翻译。当时最有影响的要数外国文学出版社从1983年开始出版的“非洲文学丛书”。收入那套丛书的不仅有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沃莱·索因卡的长篇小说《痴心与浊水》(即《诠释者》)和剧作,甚至还有进入新世纪之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钦努阿·阿契贝的长篇小说《人民公仆》和恩古吉·提安哥的长篇小说《一粒麦种》《大河两岸》《孩子,你别哭》等作品。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虽然当时寻求新的文学突破的中国原创文学以前所未有的热诚和胸襟向外国现代文学敞开怀抱、汲取营养,但在回顾那段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会频繁地讨论欧美现代文学,包括拉美爆炸文学的启迪和影响,而较少提到同期翻译进来的非洲文学。如果注意到在马尔克斯的巅峰之作《百年孤独》(1967年)问世前后,索因卡出版了他的首部小说《诠释者》(1965年),阿契贝出版了被誉为非洲文学里程碑的《人民公仆》(1966年),提安哥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一粒麦种》(1967年),并且这几部作品最初的中文版也都跟《百年孤独》一样先后问世于1980年代中期,那么欧美现代文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非洲文学背后的原因就更值得我们认真深思了。
曹元勇 著名出版人。现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KEY-可以文化创始人。出版有翻译作品十余部、评论随笔集两部。
□冯渊
盛夏的早晨,父亲、母亲、弟弟和我四个人,往湖荒走。湖荒是对五十年代开垦出来的那片耕地的称呼,人口增加,耕地不足,于是开垦荒地、围湖造田,二十多年来,那里早已是一片良田。
这是八十年代晚期“双抢”中普通的一天。水稻一年两季,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须得立即耕田,赶在立秋前将晚稻秧苗插下。错过了季节,收成就会大减。抢种抢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农事。
父亲在镇供销社上班,母亲是农民。我在镇上中学当教师,妻子当时失业。弟弟还在读高中。家里十来亩水田,平日里只有母亲在伺候,我们父子三人,只是暑假中半个月的“双抢”回来帮她。抢插抢收,最需劳力。时间紧迫,太阳如火,气温每天都在四十度左右徘徊。即便早晨,也没有一丝凉风。
父亲十八岁上班,包产到户之后,他自觉请假回家劳动。他几乎什么农活都会一点,但都不是很精细。譬如挖田沟,别人挖一尺深,他特别卖力,要挖两尺深;譬如将脱粒后的稻草捆扎在板车上,他很用力拉紧麻绳系好绳扣,我在拉着这车稻草经过一片水塘时,翻车了。稻草不重,全压在我身上。父亲吓得不轻,“问人不问马”。我爬起来,告诉他没事,心里却在埋怨他根本没将稻草捆扎严实,没将绳扣锁紧。这是件巧活,他不会。堆草垛、犁田耙地,这些其他农家轻而易举的事,在我家都是难事,都要请邻居帮忙。
我在父亲单位附近的学校上学,一直到考上师范学校之后,没做过一天农活。乡下同龄人要放牛,跟在大人后面做农活,等分田到户时,他们轻车熟路就会挑秧、抛秧、耘田、打稻。我在考上学之后,才第一次帮家里放牛,坐在牛背上,看鲁迅的《三闲集》。
母亲一个人插早稻、割油菜籽、给棉花剪枝、给稻田拔草、割晚稻、摘棉花、喂牛,没有一天闲着。她所受的苦累,远远大于我的那些农家婶子嫂子。
走了近半小时,到了湖荒。我们先拔秧。
拔秧不同于拔草,草拔起来是扔掉,可以生拉硬拽;秧拔起来是为了插下去,必须保护好秧根。手指要插进秧根的泥水深处,用巧劲拽出来,决不能折断。活不是很累,但必须一直弓腰移步,保证速度。村姑柔韧的腰身在这时会占点优势,她们身上的衣服甚至很少粘上泥星。她们手指下水时是融进水里,与水融为一体,没有水花。我是噗嗤一下插到水里,水花四溅,袖子上很快就斑斑点点。
我还能遇到跳出农门再也不需要参加“双抢”的同学。同学骑自行车从我身边的田埂上过去。他的衬衫莹白,还有熨烫的折痕。自行车的钢圈雪亮,在太阳下反射出金属清洁的光芒。他打着车铃铛,像干净明朗的笑声,他跟我打招呼,然后踩着脚踏消失在一片绿色的庄稼中,我看见他白色的皮凉鞋也在闪光。
一上午拔好了秧,下午要插田。从湖荒回家,来回浪费时间,我们就在田埂上午餐。稀饭,咸菜,咸鸭蛋,开水。
响晴的天突然浮过来一阵乌云。节令小暑,晴热中时有暴雨。我们刚吃好饭,暴雨说来就来。旷野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任何遮拦。
农民家里,再差的也有蓑衣斗笠,稍好一点的,下田的人都有自己的雨靴、雨衣,特别是早春时节,天气寒冷,不能淋湿衣服。我们家平时只有母亲一人种田,父子三人只有雨伞和球鞋,没有买专门的雨衣雨靴,而配齐这些差不多要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父亲干脆就省去了这笔开销,一切将就着。
弟弟拉我跑到田埂上,田埂上也是暴雨。旁边田里有脱粒后捆扎的稻草,弟弟拿起一把顶在头上,雨还是劈头盖脸将他打得透湿。雨水从我们的发梢、鼻尖、衣角滑落。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歇了,四个人回到泥水中低头弯腰继续插田。蚂蟥很多。开始我总是避免被它咬上,但是蚂蟥咬人是毫无痛感的,当发现水面一片红时,你才去搜索自己的小腿和小臂。只要被叮咬出血,血腥味马上引来一群蚂蟥,就得不时关注裸露的皮肤。这是繁忙的劳作中很感麻烦的一件事。
有人把旧衣服的衣袖剪下来,套在小腿和手臂上,两头用绳扎紧,基本可以躲过蚂蟥的叮咬。我们嫌麻烦,这些袖口套在我们的四肢上一会就脱落了,所以常常被叮咬。有一次,蚂蟥伏在秧根上,我举起秧根时它掉到了我的背上。它趁势盯在我脖子上,一直到它吸饱了血,滴溜滚圆,自动脱落到水田里,我都没有发现。弟弟起身时发现我脖子红了一片,惊叫起来,我才知道。
不到六点种,太阳快落山了,炎威稍退,本来可以趁势多干一会活,但是蚊子上来了。席天慕地的蚊子、虫子开始了它们幸福的晚餐。
母亲说,这样不行。我们还是明天来吧。这块田还剩一个角没有插完,明天早晨,你们兄弟两个多睡一会,我起早一点过来。
父亲说,早插下去一天,稻子的收成不一样。他和弟弟留下来,让母亲和我先回家。
我拖泥带水,从水田里爬上田埂。母亲顺势挑了一担稻草回家。我实在没有力气了,落在后面歇了一气,在稻田边的水沟里洗净脸上、手上、胳膊、小腿上的泥污,然后,坐到田埂上,晾干双脚,穿上我的袜子和球鞋。
一个从水田里走上来的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不停回头看我,嘴里嘀咕着,他还穿着袜子。她几乎要笑出声来。
我站起来,大步流星地往家走。
冯渊 男,上海市特级教师。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青春》《散文百家》《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兼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生导师、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教育部语文出版社《语文建设》编委。著有《逻辑的力量》《问津录》等多部。
静夜(油画) 施维 作品
□韩少君
星空图
山脉空空,只有云雀
在叫,静静的,多么好
此时如果向上敞开
就可以看见星空图
还可以目睹,一个人
从星宿之间,独自走开
老者
坐车去集镇见更老的老者
看起来,他俩那样喜悦
习惯拌嘴的老夫妻瞬间消失,仿佛
今天他收下了一个听话的徒弟
仿佛中午两人合吃了一条滑嫩的鲑鱼
天空还不太糟糕,上升的气流
托起一队水鸟在远飞,他们
一直在低语:究竟是什么
在这个黑水塘的上空飘荡?
给她
这也是生活
这也是灰烬
梦中,他
跑来跑去
摘来一朵
木莲递给
她的时候
他也醒了
给老爸爸
一
一直翻卷不息,现在
垂在头顶的一坨
乌云,何时拿走
那是天上的事情。
一个人出来了
一群人接着出来
人们热爱夏日闪电
也想听听雷声。
只能这么认定
七月是愤怒的
一切需要绽放
他的闷脾气
刚好被点燃。
二
堂前那一小块阴湿的
土地正在消失,新打的
水泥盖住了蝉壳、刺根草
和人们凌乱的脚窝
也死死盖住了
游魂往来的通道。
发亮的竹床,消失了
四脚朝天,空空如也
井口没了,换成了自来水
鸭子没了,换成了鸭绒背心
老爸爸夏日也要套上一件。
枣树没了,形状还在
我们合伙,把它
想象出来,并
试图把酒桌再次
拖入它巨大的阴影。
三
孩子开始放弃对泥巴的赞美
地衣间的杏黄暗斑悄然消逝
时间长久地沉寂下去
暮色中,无法看清
彼此的面容,一条道上
走过来的,不是同一个爸爸。
落日将一枚闪亮的徽章
送到了他的胸前
老爸爸已无多言
他坐在那儿,脚下
绕来绕去,有两只小狗。
悼表哥
星宿在天上,没能将
你一点、一点恢复,表哥
呆子也可以叫上一条船
把自己递过河,你不行
表哥是个明白人,一条好汉
一天放倒农场100棵响叶杨
并无新人助你
并无甜狮子可食
我们曾从山涧升起
像两团不断靠拢的水雾
被电驴子、家人拖来拖去
有虫子吃虫子,有医求医
沉疾将你击倒,提刀过街的少年
终于躺下了,不动了。一双便鞋
刹进刹出,如同打过一层蜡光
刮净的髭须,仍在往外冒
但愿口中还有故事
但愿你是先睡一下午觉
韩少君 男,1964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诗集《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洗浴过的工作阶级》《夜里会有什么声音》等六部。
□曹元勇
辛丑牛年接近岁末,欧洲几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大奖如同预谋好了似的,不约而同地授予了非裔作家或非洲作家的作品。先是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连西方读者都不太熟悉的英籍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尔拉扎克·古尔纳;几天之后,葡萄牙语文坛享有最高声誉的卡蒙斯文学奖揭晓,授予莫桑比克女作家保利娜·希吉雅尼的长篇小说《风中恋歌》。进入11月,英语布克文学奖颁给了南非作家、剧作家达蒙·加尔古特的长篇小说《诺言》,法语龚古尔文学奖颁给了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的长篇小说《人最隐秘的记忆》。引人瞩目的是,除了南非的达蒙·加尔古特像以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戈迪默、库切一样是白人移民后裔,其他三位作家都是纯正的深肤色非裔,虽然他们的作品无不吸纳了欧洲文学的影响,但却深深植根于非洲大陆的历史和现实,携带着鲜明的非洲传统文化的基因。伴随着欧洲这些文学大奖接二连三集中落到这些非裔作家头上,出版界和文学读者当中似乎也大有掀起一波强劲的非洲文学旋风之势。
据了解,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10部作品向中国开放版权,经过数家出版公司以最快速度的竞争之后,翻译版权已有归属。达蒙·加尔古特此前有一部小说《在一个陌生的房间》曾经出版过中文版,相信拥有布克奖光环的《诺言》中文版不久也会问世。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和卡蒙斯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非裔作家的作品,也势必随着这股劲风得到国内出版界的重视并翻译出版。那么,非裔作家文学乃至非洲文学,会不会因此而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爆炸文学一样,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外国文学出版主流选择的一个重要板块呢?会不会像拉美爆炸文学那样也对我们的原创文学产生持久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呢?客观地讲,前景未必十分乐观。
诚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我们对非洲大陆的历史、文化、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类似“非洲人文经典译丛”和“非洲研究文库”这样的出版工程一直在大力推进,一些重要非裔作家的作品也在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但是相比欧美主流和强势文化而言,非洲文化和文学的翻译出版与影响力像许多小语种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一样,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弱势地位。现在能够进入我们出版和阅读视野的非裔作家,除了他们多数是用具有世界影响的英语、法语等大语种进行创作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西方主导的一些文学大奖的关注,或是已经获得了西方的一些文学大奖。这其中影响最为突出、最具推动力的,莫过于一年一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前西方人搞得赔率榜。只要是经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作家,出版公司为了这些作家万一有哪位中得大奖之后的市场轰动效应,会重点引进这些作家的作品版权来翻译出版。例如数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呼声很高的尼日利亚非裔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近几年获奖呼声很高的肯尼亚非裔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以及尼日利亚的非裔作家本·奥克瑞、莫桑比克的欧洲裔作家米亚·科托等,这些作家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已经成系列地在国内翻译出版了。实际上,最近十几年中,尼日利亚作家、剧作家沃莱·索因卡和阿拉伯语文学巨匠、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能够不断得到出版,主要也是因为前者拥有“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者拥有“阿拉伯世界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耀眼光环。然而,新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是冷酷的,尽管上述这些非裔作家的艺术水平不可谓不高,作品翻译到国内出版的也并不算少,但无论是在图书市场中占有的份额,还是对我们原创文学产生的影响,都无法与具有主导影响力的欧美文学相匹配;即便是与戈迪默、库切等在非洲出生、长大的欧洲裔作家相比,他们也一样不占优势。
造成非裔作家作品影响力弱势地位的深层原因,无疑是复杂而多元的,有些原因甚至是无法改变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透过西方的视角去打量非洲、认知非洲,就像人们习惯了透过西方的视角打量西亚、认知西亚一样。人们甚至更加在意的是西方作家描写非洲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和方式,而不太在意非洲本土作家是怎么看待和描述他们自己的;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们也知道要了解真实的非洲就不能不重视非洲人自己的视角。相比索因卡、阿契贝、提安哥、希吉雅尼、萨尔等血统纯正的非裔作家,加缪、奈保尔、库切、勒克莱齐奥等作家描写非洲的作品,反倒更容易契合我们的阅读预期,与我们的阅读心理发生化学反应。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些非裔作家虽然关注的是与非洲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创作中也能广泛汲取非洲古老的艺术形式和精神;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赢得声誉,并且通过西方在世界文学版图中逐渐形成属于现代非洲的独特文学景观,除了因为他们多数不得不用非母语的西方语言写作,往往也都离不开他们从西方文学传统中学习、借鉴的写作方式、叙事技巧和价值观念。把问题讲得严重一些:多数非裔作家的创作与其说是趋于非洲本土化的,不如说是偏向西方化的。
非洲文学成规模地在国内翻译出版,其实也并非近十几年才有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非洲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一起得到了广泛翻译。当时最有影响的要数外国文学出版社从1983年开始出版的“非洲文学丛书”。收入那套丛书的不仅有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沃莱·索因卡的长篇小说《痴心与浊水》(即《诠释者》)和剧作,甚至还有进入新世纪之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钦努阿·阿契贝的长篇小说《人民公仆》和恩古吉·提安哥的长篇小说《一粒麦种》《大河两岸》《孩子,你别哭》等作品。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虽然当时寻求新的文学突破的中国原创文学以前所未有的热诚和胸襟向外国现代文学敞开怀抱、汲取营养,但在回顾那段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会频繁地讨论欧美现代文学,包括拉美爆炸文学的启迪和影响,而较少提到同期翻译进来的非洲文学。如果注意到在马尔克斯的巅峰之作《百年孤独》(1967年)问世前后,索因卡出版了他的首部小说《诠释者》(1965年),阿契贝出版了被誉为非洲文学里程碑的《人民公仆》(1966年),提安哥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一粒麦种》(1967年),并且这几部作品最初的中文版也都跟《百年孤独》一样先后问世于1980年代中期,那么欧美现代文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非洲文学背后的原因就更值得我们认真深思了。
曹元勇 著名出版人。现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KEY-可以文化创始人。出版有翻译作品十余部、评论随笔集两部。
□冯渊
盛夏的早晨,父亲、母亲、弟弟和我四个人,往湖荒走。湖荒是对五十年代开垦出来的那片耕地的称呼,人口增加,耕地不足,于是开垦荒地、围湖造田,二十多年来,那里早已是一片良田。
这是八十年代晚期“双抢”中普通的一天。水稻一年两季,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须得立即耕田,赶在立秋前将晚稻秧苗插下。错过了季节,收成就会大减。抢种抢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农事。
父亲在镇供销社上班,母亲是农民。我在镇上中学当教师,妻子当时失业。弟弟还在读高中。家里十来亩水田,平日里只有母亲在伺候,我们父子三人,只是暑假中半个月的“双抢”回来帮她。抢插抢收,最需劳力。时间紧迫,太阳如火,气温每天都在四十度左右徘徊。即便早晨,也没有一丝凉风。
父亲十八岁上班,包产到户之后,他自觉请假回家劳动。他几乎什么农活都会一点,但都不是很精细。譬如挖田沟,别人挖一尺深,他特别卖力,要挖两尺深;譬如将脱粒后的稻草捆扎在板车上,他很用力拉紧麻绳系好绳扣,我在拉着这车稻草经过一片水塘时,翻车了。稻草不重,全压在我身上。父亲吓得不轻,“问人不问马”。我爬起来,告诉他没事,心里却在埋怨他根本没将稻草捆扎严实,没将绳扣锁紧。这是件巧活,他不会。堆草垛、犁田耙地,这些其他农家轻而易举的事,在我家都是难事,都要请邻居帮忙。
我在父亲单位附近的学校上学,一直到考上师范学校之后,没做过一天农活。乡下同龄人要放牛,跟在大人后面做农活,等分田到户时,他们轻车熟路就会挑秧、抛秧、耘田、打稻。我在考上学之后,才第一次帮家里放牛,坐在牛背上,看鲁迅的《三闲集》。
母亲一个人插早稻、割油菜籽、给棉花剪枝、给稻田拔草、割晚稻、摘棉花、喂牛,没有一天闲着。她所受的苦累,远远大于我的那些农家婶子嫂子。
走了近半小时,到了湖荒。我们先拔秧。
拔秧不同于拔草,草拔起来是扔掉,可以生拉硬拽;秧拔起来是为了插下去,必须保护好秧根。手指要插进秧根的泥水深处,用巧劲拽出来,决不能折断。活不是很累,但必须一直弓腰移步,保证速度。村姑柔韧的腰身在这时会占点优势,她们身上的衣服甚至很少粘上泥星。她们手指下水时是融进水里,与水融为一体,没有水花。我是噗嗤一下插到水里,水花四溅,袖子上很快就斑斑点点。
我还能遇到跳出农门再也不需要参加“双抢”的同学。同学骑自行车从我身边的田埂上过去。他的衬衫莹白,还有熨烫的折痕。自行车的钢圈雪亮,在太阳下反射出金属清洁的光芒。他打着车铃铛,像干净明朗的笑声,他跟我打招呼,然后踩着脚踏消失在一片绿色的庄稼中,我看见他白色的皮凉鞋也在闪光。
一上午拔好了秧,下午要插田。从湖荒回家,来回浪费时间,我们就在田埂上午餐。稀饭,咸菜,咸鸭蛋,开水。
响晴的天突然浮过来一阵乌云。节令小暑,晴热中时有暴雨。我们刚吃好饭,暴雨说来就来。旷野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任何遮拦。
农民家里,再差的也有蓑衣斗笠,稍好一点的,下田的人都有自己的雨靴、雨衣,特别是早春时节,天气寒冷,不能淋湿衣服。我们家平时只有母亲一人种田,父子三人只有雨伞和球鞋,没有买专门的雨衣雨靴,而配齐这些差不多要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父亲干脆就省去了这笔开销,一切将就着。
弟弟拉我跑到田埂上,田埂上也是暴雨。旁边田里有脱粒后捆扎的稻草,弟弟拿起一把顶在头上,雨还是劈头盖脸将他打得透湿。雨水从我们的发梢、鼻尖、衣角滑落。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歇了,四个人回到泥水中低头弯腰继续插田。蚂蟥很多。开始我总是避免被它咬上,但是蚂蟥咬人是毫无痛感的,当发现水面一片红时,你才去搜索自己的小腿和小臂。只要被叮咬出血,血腥味马上引来一群蚂蟥,就得不时关注裸露的皮肤。这是繁忙的劳作中很感麻烦的一件事。
有人把旧衣服的衣袖剪下来,套在小腿和手臂上,两头用绳扎紧,基本可以躲过蚂蟥的叮咬。我们嫌麻烦,这些袖口套在我们的四肢上一会就脱落了,所以常常被叮咬。有一次,蚂蟥伏在秧根上,我举起秧根时它掉到了我的背上。它趁势盯在我脖子上,一直到它吸饱了血,滴溜滚圆,自动脱落到水田里,我都没有发现。弟弟起身时发现我脖子红了一片,惊叫起来,我才知道。
不到六点种,太阳快落山了,炎威稍退,本来可以趁势多干一会活,但是蚊子上来了。席天慕地的蚊子、虫子开始了它们幸福的晚餐。
母亲说,这样不行。我们还是明天来吧。这块田还剩一个角没有插完,明天早晨,你们兄弟两个多睡一会,我起早一点过来。
父亲说,早插下去一天,稻子的收成不一样。他和弟弟留下来,让母亲和我先回家。
我拖泥带水,从水田里爬上田埂。母亲顺势挑了一担稻草回家。我实在没有力气了,落在后面歇了一气,在稻田边的水沟里洗净脸上、手上、胳膊、小腿上的泥污,然后,坐到田埂上,晾干双脚,穿上我的袜子和球鞋。
一个从水田里走上来的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不停回头看我,嘴里嘀咕着,他还穿着袜子。她几乎要笑出声来。
我站起来,大步流星地往家走。
冯渊 男,上海市特级教师。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青春》《散文百家》《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兼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生导师、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教育部语文出版社《语文建设》编委。著有《逻辑的力量》《问津录》等多部。
静夜(油画) 施维 作品
□韩少君
星空图
山脉空空,只有云雀
在叫,静静的,多么好
此时如果向上敞开
就可以看见星空图
还可以目睹,一个人
从星宿之间,独自走开
老者
坐车去集镇见更老的老者
看起来,他俩那样喜悦
习惯拌嘴的老夫妻瞬间消失,仿佛
今天他收下了一个听话的徒弟
仿佛中午两人合吃了一条滑嫩的鲑鱼
天空还不太糟糕,上升的气流
托起一队水鸟在远飞,他们
一直在低语:究竟是什么
在这个黑水塘的上空飘荡?
给她
这也是生活
这也是灰烬
梦中,他
跑来跑去
摘来一朵
木莲递给
她的时候
他也醒了
给老爸爸
一
一直翻卷不息,现在
垂在头顶的一坨
乌云,何时拿走
那是天上的事情。
一个人出来了
一群人接着出来
人们热爱夏日闪电
也想听听雷声。
只能这么认定
七月是愤怒的
一切需要绽放
他的闷脾气
刚好被点燃。
二
堂前那一小块阴湿的
土地正在消失,新打的
水泥盖住了蝉壳、刺根草
和人们凌乱的脚窝
也死死盖住了
游魂往来的通道。
发亮的竹床,消失了
四脚朝天,空空如也
井口没了,换成了自来水
鸭子没了,换成了鸭绒背心
老爸爸夏日也要套上一件。
枣树没了,形状还在
我们合伙,把它
想象出来,并
试图把酒桌再次
拖入它巨大的阴影。
三
孩子开始放弃对泥巴的赞美
地衣间的杏黄暗斑悄然消逝
时间长久地沉寂下去
暮色中,无法看清
彼此的面容,一条道上
走过来的,不是同一个爸爸。
落日将一枚闪亮的徽章
送到了他的胸前
老爸爸已无多言
他坐在那儿,脚下
绕来绕去,有两只小狗。
悼表哥
星宿在天上,没能将
你一点、一点恢复,表哥
呆子也可以叫上一条船
把自己递过河,你不行
表哥是个明白人,一条好汉
一天放倒农场100棵响叶杨
并无新人助你
并无甜狮子可食
我们曾从山涧升起
像两团不断靠拢的水雾
被电驴子、家人拖来拖去
有虫子吃虫子,有医求医
沉疾将你击倒,提刀过街的少年
终于躺下了,不动了。一双便鞋
刹进刹出,如同打过一层蜡光
刮净的髭须,仍在往外冒
但愿口中还有故事
但愿你是先睡一下午觉
韩少君 男,1964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诗集《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洗浴过的工作阶级》《夜里会有什么声音》等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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