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玲
博尔赫斯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叫《交叉小径的花园》,在这个标题下,汇集着他六个精致的小说。交叉小径这个词和我此刻的思绪有些吻合,我想,如果1981年早春的那个下午,我在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翻阅各种文学期刊时,最终选定的不是《广州文艺》,而是其他省的文学刊物,我会成为如今的粤人吗?自1985年9月作为人才招聘由江西南昌调至广东珠海工作,作为粤人已三十又五年矣。而所有的际会都是因为我当时选定投稿的刊物为《广州文艺》,在交叉小径之处,命运的骰子掷下了它的点数。
当时选择广州文艺是因为刊物散发出的那浓郁的开放、青春及时尚的气息,它在许多刊物略显严肃的注视中,在许多看起来面目彼此相似的刊物中闪身而出。我似乎听到它南国的热情的话语:同学,你好!整个下午,我都是翻阅它,这亲爱的刊物。然后我在小说责任编辑中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陈茹,我想这个名字这样好听,一定属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编辑。再然后我将我刚刚完成的短篇小说《寒妮》寄了出去。那个年代,邮箱微信快递都蛰伏在遥远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慢节奏,投稿必须去邮局,然后称重,然后贴上价值相当的邮票,然后再由铁路的绿皮车厢哐当哐当地慢腾腾地跨省运输。
早春的投稿,就这么了无声息半年之久。你既不知道编辑看了还是没看,是认可还是不认可,你甚至不知道编辑是收到还是没有收到。一切都是一种朦胧的不可知状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年底,十一期的《广州文艺》刊登了《寒妮》。收到编辑部邮寄来的杂志,于我不啻收到一个大惊喜。我那时年轻,却好像懂得低调,如此大的惊喜也能包裹,我只是将杂志置于枕下,自己悄悄快活。后来班上有同学在图书馆看到杂志,奇怪小说作者和班级的王海玲一模一样。有同学彼此询问,问彼王海玲是不是此王海玲,然后有同学直接问我,《广州文艺》的那个王海玲是不是你?那小说是你写的吗?我笑笑说,是我,是我写的。看,这是不是我要的那个效果呢,低调而后的更高调,嘿嘿。
时光静走慢无声,此时敲击键盘,是2020年的最尾一天,我将目光回望,回望,在粤地的日子,三十五年,那么长的岁月就这样蜿蜒着每小时,每天,一旬旬行进;或者说每小时,每天,一旬旬消逝。你一味向前走,时光便是一种寸寸消逝的形态;而你驻足回望,那消逝的寸寸便是以一种迎迓的形态,晓风一般吹拂你。
转年的春天,1982年3月,刚刚入职南昌晚报的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温和亲切的女声。原来是陈茹女士的电话,她说一口广式普通话,告诉我,《寒妮》获《广州文艺》朝花奖,要我来广州领奖。陈茹说,你订好票告诉我,告诉我车厢号,我来火车站接你。后来,入粤好几年,我才知道当初那个买了站台票,站在车厢口接我的雅致知性端庄温和的陈茹是大作家陈残云的女儿,她年长我好几岁。
在《广州文艺》的颁奖活动中,我认识了广东女作家丁小莉,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年,小莉获奖的小说是《不见了那座尼庵》,灵动的文字,凄美的故事,时过境迁三十八年,记忆至今犹清晰。远在法国的小莉,我想念你。
我还认识了获奖作品评委、大作家岑桑老师,我的恩师。
当时我对小莉表达了想来广州的愿望。我为什么对小莉这个当时名震南粤的作家,这个美丽的女子移不开我的笔触呢,是我在回望之时,以今日之世故今日方丰富起来的细微情感,花甲已过的老妪我,才领略到小莉当初对我的那一份大大的善意,为了我轻飘飘一句:我喜欢,我想来。她是那样不求回报不厌麻烦四下奔走。我和小莉,说漂亮些隆重些,是同为写作惺惺相惜;要是说马虎些,也就是比邂逅强那么一丁点。粤人之务实,于朋友之诚恳,在亲爱的小莉这里可见一斑。
从粤地领奖回赣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大作家岑桑的来信,惊讶及惊喜难以表述我当时的心情。走笔至此,墨浓纸短,容我慢慢道来。
那篇发在《广州文艺》的《寒妮》之后,附了一位名家点评,点评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岑桑老师。颁奖会间隙,同为评委的岑桑老师和黄秋耘老师约我这个外省的作者小叙。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这面旗帜在祖国大地猎猎飘扬,《广州文艺》你这南国小小的刊物,你一个年度奖,邀请的评委竟然如此显赫如此重量级。小叙处是宾馆的一个亭台,我端坐一侧,恭敬地仰望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说话亲切,仿佛拉家常。两位老师说,本来《寒妮》刊物定的是三等奖,他们看后,提出定一等奖,但力争不成,两位老师退而求其次,说,你们给不了一等奖,那至少给作者二等奖。这件事从某个角度属于内幕,属于需要遮掩的部分,但老师们满脸笑意,用粤人普通话慢慢道来。所谓的提携之恩说的就是我这两位恩师,端坐的我万万没想到和两位前辈初次见面,叙谈竟然如此有趣如此亲切,拘谨一风而吹。分别时,两位老师和我紧紧握手,老师们对我说,你年轻,在创作这条路上你要努力前行,取得成绩。两位前辈予我的善意,虽三十八年弹指,恍然如昨。人生如一叶浮萍,随水漂流。这看似非人力的漂与流实则暗藏密码,我这叶小小浮萍仿佛得上天之眷顾,命运的密码深谙于心,一路漂流,虽曲折然一直得许多前行的助力。
展读岑桑老师的信,原句已记不准确。大意是,他从丁小莉处得知我想来珠海,便向珠海有关方面说明了我的情况,推荐之。珠海方面已同意接受我们夫妇俩。随信岑桑老师还附来两张表格。并在信中嘱咐,调动事珠海方面已妥。王海玲,你只需填好表格,贴八分钱邮票寄回珠海就行。
年轻时,神经有些大条,但当初读信的感受依然存于今,温暖且备受鼓舞。小莉、岑桑老师,你们合力烘出的那份情谊及真诚,今日之回味,是我拣起秃笔叙述的动力。
将填好的表格装进信封,写上地址,再贴上八分钱邮票,信件就重托于街面的邮筒。啊,啊,写及此,不胜惆怅。那些曾经遍布城市街头的邮筒,那些着一袭绿衣的缄默者也在岁月中淹没了身影。
2020年底行笔时,岑桑老师还健在。
此刻鹏凯兄向我约稿,我在电脑里将这段整理出来时,眼里已满是泪花。岑桑老师在去年2月26日已仙去。消息是广州女作家宋晓琪告诉我的,我们在上届的省作代会认识,那次我和晓琪、管琼一并去看望了特邀参会的岑桑老师。岑桑老师还批评我为啥连个电话也没有?唉唉,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打电话的人,总觉得打电话就是打扰别人,我错了。和晓琪紧急商量后知道,去广州送行因为疫情已不可能,追悼会总人数限制五十人。思量来思量去,最后还是通过省出版社的同志送上一份白金,虽菲薄,一寄托哀思,二出自己一份小力。
王海玲 一九五六年生人,祖籍山东。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文学院第一、二届签约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在特区叹世界》《情有独钟》和长篇小说《热屋顶上的猫》《何家芳情事》《所有子弹都有归宿》《命运的面孔》等。曾获多种文学奖。
里昂老城(布面油画)。余庆 作品
□张映勤
北方的初冬,天气已渐寒冷,夜晚的温度已在摄氏零度以下,街上的行人车辆明显渐少。我和朋友穿得严严实实,从喧闹的酒店出来,时间在晚上九点钟前后。朋友人高马大,腆着肚子,手里摇晃着车钥匙,一副大老板派头。他的车停在不远处的边道上,橘黄色的路灯下,那辆白色的“宝马”显得异常夺目。
我们走近,发现车头的雨刷器像一棵天线直立起来,显然有人动过这辆车。
“这是谁下了药了,怎么支棱起来了?”朋友开着玩笑,四处看看,然后上前扶正,放下。经验证,雨刷器并没有毛病。他随意地按下手中的遥控器,“嘟、嘟”中控门锁打开,我们一左一右,拉开车门侧身要上车。
“叔叔。”随着一声稚嫩的童声,从不远处跑来两个小姑娘,其中一个跑到车头堵住车,一个倚住车门。
前面的小姑娘操着东北口音说:“叔叔,我们给您擦了车,给点钱吧?”
朋友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雨刷器是她们做的标记,如同是消息树,放倒了就说明有情况,车主回来了,她们跑过来要钱。
朋友听罢马上面露不快,大声说道:“谁叫你们擦了?我这车是包月洗车,每次人家都擦得很干净,根本就用不着再擦。”
“叔叔,我们见上面有土,真的给您擦了,干了好半天,您给点钱吧?”小姑娘央求着,口气很坚决。
朋友有些气愤:“躲开,谁叫你擦的?你看,车上都是道子。”朋友打开车灯,指着前面,果然前面挡风玻璃不是很干净,留下湿布子擦拭过的痕迹。
“不是看你们小,我跟你们没完,躲开!”
小姑娘并不理会,仍然倔强地依着车门,低声反复说着一句话:“叔叔,我们给您擦了车……”
争执中,我侧头看了看,小姑娘仅比车身高一点,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一件贴身的脏兮兮的防寒服,目光漠然,一脸稚气,脸蛋冻得像熟透了的小苹果,两条腿却像钉在地上,一动不动。
“您给点钱……我们擦了半天……”
朋友赌气,不理她们,将车发动烘着暖气。
“行了,行了,大冷的天,孩子也不容易。”我从口袋里摸索着零钱。小姑娘把目光转向了我,眼里露出了一线希望,伸出手准备着。
“你别管,你不知道,不是几块钱的事,是不能惯这种毛病。你不开车不知道,我明白她们这一套。”朋友一边拦着我,一边也去掏钱。
我抢着拿出钱,从中捻出一张十块的递过去,小姑娘接在手里,马上闪过身,让车门关上,两个人立刻跑到另一辆车前。
车启动了,倒车,调头。从茶色的车窗中,我看见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又扒在另一辆车头前,用力挥臂努力够着挡风玻璃,来回地擦着,她们要在客人酒足饭饱走出酒店的时候,将车擦干净。而工钱要得来要不来还在未定之中。
车里的温度上来了,暖风扑面,刚才饭桌上的话题放在了脑后,所有的兴致都被刚才的一幕所打消,我眼前晃动的是那个孩子执拗渴望的神情。
朋友是生意中人,见多识广,一边开车一边说:“这种事我遇上多了,你以为钱会到她们手里,这些孩子都是有组织的,每天得上交老板多少钱,才能有吃有住。我不在乎这几块钱,她找我要我也会给,可是车不能让她们擦,一桶水擦几十辆车,抺布都是脏的,你瞧这上面的道子……”
我知道朋友很有钱,也绝不会吝惜这点钱,他心疼的是车。小姑娘手中的一桶水,反复擦好多辆车,难免会越涂越脏,可她们毕竟是孩子,不是为生活所迫,谁会在大冷天站在寒风里为别人擦车。
两个擦车小姑娘的场景让我一晚上的心情难以平静……
张映勤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出版有《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似水》《口红与猫》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6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兼致魏微新长篇小说《烟霞里》
□杜绿绿
前两年,朋友们常在魏微家摊着闲聊。若谈到我,魏微必定先冷笑一声:“绿绿,我这些年是陪着玩过来的,是要哄的。”我呢,立刻从沙发上弹起,又躺回去,抱住魏微的靠枕,喝一口她泡的茶,耍赖地想: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魏微长我十岁,于我是长姐般的存在,她教训我,我都会认真听的,虽然,她说我从来听不进去。我不赞同此判断,自觉很听她的话,可还是和她大大小小吵过几次架。这事应该发生在我和魏微认识十年后,两人已经过分熟悉,并在一块干过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了。
认识魏微前,我便读过她的一些小说。《化妆》《大老郑的女人》等,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魏微后来的写作风格愈加沉静、开阔,语言打磨得熨帖、稳定,但我认为她早期的《化妆》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篇有她不多见的粗粝感——不明显,但是有。她的小说不经意中暗含一股饱满的诗性,《大老郑的女人》处理得尤其完满。这种诗性,流动在人物与场景转换之间,是独属于她的气息。这种诗性,并不是通过语言层面的“优美”来实现的,魏微使用的语词本身极其朴素、实在,脱离了浅显的表面趣味。而在这样一种貌似不事雕琢的语言面前,所谓“优美”或“优雅”的文风会立即显得虚浮、不真实。我一向反感此类形容与文学扯上联系,甚至认为它们是文学的反面。遗憾的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对文学的鉴别力,目前仍停留在接受简单的、表面的“美”。此种美,层次单一,一眼看过去只有愉悦的感受;而且没有可以深挖的空间,容易使人厌倦,经不起反复推敲。而真正好的小说语言是不动声色的,杰出的小说家,绝不会迎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喜好,他们注定是为稀少的、成熟的、未来的读者而写。
在语言上,我和魏微的趣味比较一致。不久前,我和她聊最近读的新书,建议她了解一下国际同行的工作状态,便推荐她看了今年国际布克奖的获奖小说——法国小说家达维徳·迪奥普的《灵魂兄弟》。魏微说她只看了三章就没看了,而我也只迅速浏览了一半。我们对处理得过于光滑和有明显音乐感的小说语言,都持怀疑态度。说到底,我们希望能从小说中读出一些东西来。这个东西,不是有趣、优雅,不是指引,不是明确的思想。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种写法、一种启发;或者说,是一种我们明知道作者要写什么,但还是想了解作者将用什么方式来完成的小说。小说不是哲学,它不需要承载过多的思想压力。但小说不能没有思想,同时,这种“有”要处理得含蓄、不动声色,给读者深挖的余地。这个东西,不可张扬在外,它将在小说内部形成不可忽视的张力与引力。读者需要调动起认知,去主动揣测、想象、思考,才能感知到。所以,它的语言必须摆脱表演性,去拥抱日常性。这绝对不是放弃语言,而是把对语言的“讲究”做得细致与隐藏,让普通、扎实的词语组成稳定的句子、稳定的段落,在不用猛力、不做强调的气氛中更严谨地“讲究”。
选择了如此写作,便是选择了难度。写作者在每篇小说的一开始要先定好语调,对全局反复思量,哪一笔放到哪处心里要有数,一个字还没写呢,脑海里已经对将写的小说过了两三遍了。当然我不是说,小说家在写之前就要把小说中的每个细节都定好,写的过程必然会引起很多新的想法,从而改变小说家的一些原始意图以及小说人物的命运。但是,杰出小说家定会有超群的控制力——而控制力好不好,往往取决于小说家的敏感程度、对世事的体察和理解能力等。这样的小说家不好当,而且伴随着小说家的成长,其面临的写作难度还会不断提高。
魏微即是我心目中做到了上述“讲究”的小说家。有的小说适合节选一些出彩的片段来读,但魏微的小说却是必须从头到尾整篇读完。她有一口凝住的气,从开篇吊到结尾,读者不好打断的。读她的小说或可形容为是一种“浸润式”阅读,读者的情绪不会大起大落。她的叙述是疏离的、淡淡的,偶尔几笔点一下你,下手绝对不重,只轻轻地点在你某个共情的穴位上。刚读完她的小说,读者大概只会喃喃地说:“哦,是这样。”但是日后,读者将在许多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忆起这篇小说,惆怅地重复一句:“哦,是这样。”
魏微小说里的叙述者或可看作是她本人,气质十分接近。我对魏微最初的认识,就来自其小说的语气。后来熟悉后,发现她就是这样的。
2005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她。那是一个饭局。她来得晚,齐耳短发,浅黄色格子上衣,有些拘谨地坐下,和周围人客气地打招呼。我那时年纪小,十分腼腆,坐在饭桌边缘基本上不和人说话,也不和魏微说话,虽然我对她特别有兴趣。我害羞、紧张得不得了,完全不可能对她说:“我特别喜欢你的小说。”当面称赞一个人,对我来说太难了,除非已经有过亲密的互动,才可能有勇气直接称赞对方。几年前,《魏微十三篇》这本小说集出来,在广州的学而优书店做活动,魏微叫我去玩。来的人都要说两句,我就谈了一些想法。魏微说,认识绿绿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她夸我。我才意识到,相识十几年我都没告诉她,我几乎读过她全部的小说。她以为我不读她的。
我们在一起聊文学,聊的都是别人的作品。偶尔谈到我的诗,魏微是要讽刺的,说:“我怎么读不懂你的诗。”我正要来劲辩驳,她又得意地笑:“可是吧,对那些一眼能看明白的诗,我又不以为然。”小说家厉害吧,把我拿捏得相当稳,我很吃这一套。
第一次见魏微,我就对她有了信任,这是小说家的写作魅力产生的联动效应。你读了她的小说,便知道这个人大致是怎样。藏不住的。我指的是风格,写作的风格,以及由此透露出的小说家本人的风格。小说可以虚构,风格却是骨子里的东西,掩饰不来的。语调再怎么变化,形式再多样,敏锐的读者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抓住徜徉在文字中的个体风格。我想将之称为“小说家愿意投入自我的诚意”。
魏微自认是偏感性的写作者,但是我认为她把理性裹挟在了感性之中。理性不是来源于她对世界的分析,是她在入世的生活和阅读中由经验得来的。她接纳了经验,处理了经验,保存有效的认知,再将认知投射到她的感知上。这个复杂的过程,我以为,如同她挑战平静的语言一样,她再次不动声色地完成了。
初次见面后,我和魏微几年没见过,也没联系。后来怎么熟悉的,我忘了。问魏微,她也忘了。记忆里,我的生活再次衔接上魏微的生活时,我俩已经好到能在她家住了。那段时间,我和她的关系真是太好了。我在她家里住着舍不得走,两个人每天有说不完的话,但似乎也不说什么正经事。文学是很少谈的,多谈些女人之间最常谈的事,也就是化妆、买衣服之类。
一个小说家经过岁月的历练与知识积累,她为自己设置了无数门槛,克服平行的障碍已经不能满足她对写作的喜悦。她不知不觉抬高跨越的高度,其中的艰难,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她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写作道路上具体的风景,风景与他人、与物、与她个人,已构成了一段凝滞的时间,而她正在拨开这段时间的迷雾,找寻另一个她。她有不寻常的耐心。我一直在等待魏微的长篇写完,现在,她的长篇小说《烟霞里》终于出来了!
杜绿绿 诗人,兼事批评。主要诗集有《城邦之谜》《近似》《冒险岛》《她没遇见棕色的马》《我们来谈谈合适的火苗》。曾获“珠江国际诗歌节青年诗人奖”“十月诗歌奖”“现代汉语双年十佳”“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人”等奖项。
□王海玲
博尔赫斯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叫《交叉小径的花园》,在这个标题下,汇集着他六个精致的小说。交叉小径这个词和我此刻的思绪有些吻合,我想,如果1981年早春的那个下午,我在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翻阅各种文学期刊时,最终选定的不是《广州文艺》,而是其他省的文学刊物,我会成为如今的粤人吗?自1985年9月作为人才招聘由江西南昌调至广东珠海工作,作为粤人已三十又五年矣。而所有的际会都是因为我当时选定投稿的刊物为《广州文艺》,在交叉小径之处,命运的骰子掷下了它的点数。
当时选择广州文艺是因为刊物散发出的那浓郁的开放、青春及时尚的气息,它在许多刊物略显严肃的注视中,在许多看起来面目彼此相似的刊物中闪身而出。我似乎听到它南国的热情的话语:同学,你好!整个下午,我都是翻阅它,这亲爱的刊物。然后我在小说责任编辑中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陈茹,我想这个名字这样好听,一定属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编辑。再然后我将我刚刚完成的短篇小说《寒妮》寄了出去。那个年代,邮箱微信快递都蛰伏在遥远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慢节奏,投稿必须去邮局,然后称重,然后贴上价值相当的邮票,然后再由铁路的绿皮车厢哐当哐当地慢腾腾地跨省运输。
早春的投稿,就这么了无声息半年之久。你既不知道编辑看了还是没看,是认可还是不认可,你甚至不知道编辑是收到还是没有收到。一切都是一种朦胧的不可知状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年底,十一期的《广州文艺》刊登了《寒妮》。收到编辑部邮寄来的杂志,于我不啻收到一个大惊喜。我那时年轻,却好像懂得低调,如此大的惊喜也能包裹,我只是将杂志置于枕下,自己悄悄快活。后来班上有同学在图书馆看到杂志,奇怪小说作者和班级的王海玲一模一样。有同学彼此询问,问彼王海玲是不是此王海玲,然后有同学直接问我,《广州文艺》的那个王海玲是不是你?那小说是你写的吗?我笑笑说,是我,是我写的。看,这是不是我要的那个效果呢,低调而后的更高调,嘿嘿。
时光静走慢无声,此时敲击键盘,是2020年的最尾一天,我将目光回望,回望,在粤地的日子,三十五年,那么长的岁月就这样蜿蜒着每小时,每天,一旬旬行进;或者说每小时,每天,一旬旬消逝。你一味向前走,时光便是一种寸寸消逝的形态;而你驻足回望,那消逝的寸寸便是以一种迎迓的形态,晓风一般吹拂你。
转年的春天,1982年3月,刚刚入职南昌晚报的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温和亲切的女声。原来是陈茹女士的电话,她说一口广式普通话,告诉我,《寒妮》获《广州文艺》朝花奖,要我来广州领奖。陈茹说,你订好票告诉我,告诉我车厢号,我来火车站接你。后来,入粤好几年,我才知道当初那个买了站台票,站在车厢口接我的雅致知性端庄温和的陈茹是大作家陈残云的女儿,她年长我好几岁。
在《广州文艺》的颁奖活动中,我认识了广东女作家丁小莉,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年,小莉获奖的小说是《不见了那座尼庵》,灵动的文字,凄美的故事,时过境迁三十八年,记忆至今犹清晰。远在法国的小莉,我想念你。
我还认识了获奖作品评委、大作家岑桑老师,我的恩师。
当时我对小莉表达了想来广州的愿望。我为什么对小莉这个当时名震南粤的作家,这个美丽的女子移不开我的笔触呢,是我在回望之时,以今日之世故今日方丰富起来的细微情感,花甲已过的老妪我,才领略到小莉当初对我的那一份大大的善意,为了我轻飘飘一句:我喜欢,我想来。她是那样不求回报不厌麻烦四下奔走。我和小莉,说漂亮些隆重些,是同为写作惺惺相惜;要是说马虎些,也就是比邂逅强那么一丁点。粤人之务实,于朋友之诚恳,在亲爱的小莉这里可见一斑。
从粤地领奖回赣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大作家岑桑的来信,惊讶及惊喜难以表述我当时的心情。走笔至此,墨浓纸短,容我慢慢道来。
那篇发在《广州文艺》的《寒妮》之后,附了一位名家点评,点评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岑桑老师。颁奖会间隙,同为评委的岑桑老师和黄秋耘老师约我这个外省的作者小叙。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这面旗帜在祖国大地猎猎飘扬,《广州文艺》你这南国小小的刊物,你一个年度奖,邀请的评委竟然如此显赫如此重量级。小叙处是宾馆的一个亭台,我端坐一侧,恭敬地仰望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说话亲切,仿佛拉家常。两位老师说,本来《寒妮》刊物定的是三等奖,他们看后,提出定一等奖,但力争不成,两位老师退而求其次,说,你们给不了一等奖,那至少给作者二等奖。这件事从某个角度属于内幕,属于需要遮掩的部分,但老师们满脸笑意,用粤人普通话慢慢道来。所谓的提携之恩说的就是我这两位恩师,端坐的我万万没想到和两位前辈初次见面,叙谈竟然如此有趣如此亲切,拘谨一风而吹。分别时,两位老师和我紧紧握手,老师们对我说,你年轻,在创作这条路上你要努力前行,取得成绩。两位前辈予我的善意,虽三十八年弹指,恍然如昨。人生如一叶浮萍,随水漂流。这看似非人力的漂与流实则暗藏密码,我这叶小小浮萍仿佛得上天之眷顾,命运的密码深谙于心,一路漂流,虽曲折然一直得许多前行的助力。
展读岑桑老师的信,原句已记不准确。大意是,他从丁小莉处得知我想来珠海,便向珠海有关方面说明了我的情况,推荐之。珠海方面已同意接受我们夫妇俩。随信岑桑老师还附来两张表格。并在信中嘱咐,调动事珠海方面已妥。王海玲,你只需填好表格,贴八分钱邮票寄回珠海就行。
年轻时,神经有些大条,但当初读信的感受依然存于今,温暖且备受鼓舞。小莉、岑桑老师,你们合力烘出的那份情谊及真诚,今日之回味,是我拣起秃笔叙述的动力。
将填好的表格装进信封,写上地址,再贴上八分钱邮票,信件就重托于街面的邮筒。啊,啊,写及此,不胜惆怅。那些曾经遍布城市街头的邮筒,那些着一袭绿衣的缄默者也在岁月中淹没了身影。
2020年底行笔时,岑桑老师还健在。
此刻鹏凯兄向我约稿,我在电脑里将这段整理出来时,眼里已满是泪花。岑桑老师在去年2月26日已仙去。消息是广州女作家宋晓琪告诉我的,我们在上届的省作代会认识,那次我和晓琪、管琼一并去看望了特邀参会的岑桑老师。岑桑老师还批评我为啥连个电话也没有?唉唉,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打电话的人,总觉得打电话就是打扰别人,我错了。和晓琪紧急商量后知道,去广州送行因为疫情已不可能,追悼会总人数限制五十人。思量来思量去,最后还是通过省出版社的同志送上一份白金,虽菲薄,一寄托哀思,二出自己一份小力。
王海玲 一九五六年生人,祖籍山东。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文学院第一、二届签约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在特区叹世界》《情有独钟》和长篇小说《热屋顶上的猫》《何家芳情事》《所有子弹都有归宿》《命运的面孔》等。曾获多种文学奖。
里昂老城(布面油画)。余庆 作品
□张映勤
北方的初冬,天气已渐寒冷,夜晚的温度已在摄氏零度以下,街上的行人车辆明显渐少。我和朋友穿得严严实实,从喧闹的酒店出来,时间在晚上九点钟前后。朋友人高马大,腆着肚子,手里摇晃着车钥匙,一副大老板派头。他的车停在不远处的边道上,橘黄色的路灯下,那辆白色的“宝马”显得异常夺目。
我们走近,发现车头的雨刷器像一棵天线直立起来,显然有人动过这辆车。
“这是谁下了药了,怎么支棱起来了?”朋友开着玩笑,四处看看,然后上前扶正,放下。经验证,雨刷器并没有毛病。他随意地按下手中的遥控器,“嘟、嘟”中控门锁打开,我们一左一右,拉开车门侧身要上车。
“叔叔。”随着一声稚嫩的童声,从不远处跑来两个小姑娘,其中一个跑到车头堵住车,一个倚住车门。
前面的小姑娘操着东北口音说:“叔叔,我们给您擦了车,给点钱吧?”
朋友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雨刷器是她们做的标记,如同是消息树,放倒了就说明有情况,车主回来了,她们跑过来要钱。
朋友听罢马上面露不快,大声说道:“谁叫你们擦了?我这车是包月洗车,每次人家都擦得很干净,根本就用不着再擦。”
“叔叔,我们见上面有土,真的给您擦了,干了好半天,您给点钱吧?”小姑娘央求着,口气很坚决。
朋友有些气愤:“躲开,谁叫你擦的?你看,车上都是道子。”朋友打开车灯,指着前面,果然前面挡风玻璃不是很干净,留下湿布子擦拭过的痕迹。
“不是看你们小,我跟你们没完,躲开!”
小姑娘并不理会,仍然倔强地依着车门,低声反复说着一句话:“叔叔,我们给您擦了车……”
争执中,我侧头看了看,小姑娘仅比车身高一点,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一件贴身的脏兮兮的防寒服,目光漠然,一脸稚气,脸蛋冻得像熟透了的小苹果,两条腿却像钉在地上,一动不动。
“您给点钱……我们擦了半天……”
朋友赌气,不理她们,将车发动烘着暖气。
“行了,行了,大冷的天,孩子也不容易。”我从口袋里摸索着零钱。小姑娘把目光转向了我,眼里露出了一线希望,伸出手准备着。
“你别管,你不知道,不是几块钱的事,是不能惯这种毛病。你不开车不知道,我明白她们这一套。”朋友一边拦着我,一边也去掏钱。
我抢着拿出钱,从中捻出一张十块的递过去,小姑娘接在手里,马上闪过身,让车门关上,两个人立刻跑到另一辆车前。
车启动了,倒车,调头。从茶色的车窗中,我看见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又扒在另一辆车头前,用力挥臂努力够着挡风玻璃,来回地擦着,她们要在客人酒足饭饱走出酒店的时候,将车擦干净。而工钱要得来要不来还在未定之中。
车里的温度上来了,暖风扑面,刚才饭桌上的话题放在了脑后,所有的兴致都被刚才的一幕所打消,我眼前晃动的是那个孩子执拗渴望的神情。
朋友是生意中人,见多识广,一边开车一边说:“这种事我遇上多了,你以为钱会到她们手里,这些孩子都是有组织的,每天得上交老板多少钱,才能有吃有住。我不在乎这几块钱,她找我要我也会给,可是车不能让她们擦,一桶水擦几十辆车,抺布都是脏的,你瞧这上面的道子……”
我知道朋友很有钱,也绝不会吝惜这点钱,他心疼的是车。小姑娘手中的一桶水,反复擦好多辆车,难免会越涂越脏,可她们毕竟是孩子,不是为生活所迫,谁会在大冷天站在寒风里为别人擦车。
两个擦车小姑娘的场景让我一晚上的心情难以平静……
张映勤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出版有《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似水》《口红与猫》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6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兼致魏微新长篇小说《烟霞里》
□杜绿绿
前两年,朋友们常在魏微家摊着闲聊。若谈到我,魏微必定先冷笑一声:“绿绿,我这些年是陪着玩过来的,是要哄的。”我呢,立刻从沙发上弹起,又躺回去,抱住魏微的靠枕,喝一口她泡的茶,耍赖地想: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魏微长我十岁,于我是长姐般的存在,她教训我,我都会认真听的,虽然,她说我从来听不进去。我不赞同此判断,自觉很听她的话,可还是和她大大小小吵过几次架。这事应该发生在我和魏微认识十年后,两人已经过分熟悉,并在一块干过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了。
认识魏微前,我便读过她的一些小说。《化妆》《大老郑的女人》等,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魏微后来的写作风格愈加沉静、开阔,语言打磨得熨帖、稳定,但我认为她早期的《化妆》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篇有她不多见的粗粝感——不明显,但是有。她的小说不经意中暗含一股饱满的诗性,《大老郑的女人》处理得尤其完满。这种诗性,流动在人物与场景转换之间,是独属于她的气息。这种诗性,并不是通过语言层面的“优美”来实现的,魏微使用的语词本身极其朴素、实在,脱离了浅显的表面趣味。而在这样一种貌似不事雕琢的语言面前,所谓“优美”或“优雅”的文风会立即显得虚浮、不真实。我一向反感此类形容与文学扯上联系,甚至认为它们是文学的反面。遗憾的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对文学的鉴别力,目前仍停留在接受简单的、表面的“美”。此种美,层次单一,一眼看过去只有愉悦的感受;而且没有可以深挖的空间,容易使人厌倦,经不起反复推敲。而真正好的小说语言是不动声色的,杰出的小说家,绝不会迎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喜好,他们注定是为稀少的、成熟的、未来的读者而写。
在语言上,我和魏微的趣味比较一致。不久前,我和她聊最近读的新书,建议她了解一下国际同行的工作状态,便推荐她看了今年国际布克奖的获奖小说——法国小说家达维徳·迪奥普的《灵魂兄弟》。魏微说她只看了三章就没看了,而我也只迅速浏览了一半。我们对处理得过于光滑和有明显音乐感的小说语言,都持怀疑态度。说到底,我们希望能从小说中读出一些东西来。这个东西,不是有趣、优雅,不是指引,不是明确的思想。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种写法、一种启发;或者说,是一种我们明知道作者要写什么,但还是想了解作者将用什么方式来完成的小说。小说不是哲学,它不需要承载过多的思想压力。但小说不能没有思想,同时,这种“有”要处理得含蓄、不动声色,给读者深挖的余地。这个东西,不可张扬在外,它将在小说内部形成不可忽视的张力与引力。读者需要调动起认知,去主动揣测、想象、思考,才能感知到。所以,它的语言必须摆脱表演性,去拥抱日常性。这绝对不是放弃语言,而是把对语言的“讲究”做得细致与隐藏,让普通、扎实的词语组成稳定的句子、稳定的段落,在不用猛力、不做强调的气氛中更严谨地“讲究”。
选择了如此写作,便是选择了难度。写作者在每篇小说的一开始要先定好语调,对全局反复思量,哪一笔放到哪处心里要有数,一个字还没写呢,脑海里已经对将写的小说过了两三遍了。当然我不是说,小说家在写之前就要把小说中的每个细节都定好,写的过程必然会引起很多新的想法,从而改变小说家的一些原始意图以及小说人物的命运。但是,杰出小说家定会有超群的控制力——而控制力好不好,往往取决于小说家的敏感程度、对世事的体察和理解能力等。这样的小说家不好当,而且伴随着小说家的成长,其面临的写作难度还会不断提高。
魏微即是我心目中做到了上述“讲究”的小说家。有的小说适合节选一些出彩的片段来读,但魏微的小说却是必须从头到尾整篇读完。她有一口凝住的气,从开篇吊到结尾,读者不好打断的。读她的小说或可形容为是一种“浸润式”阅读,读者的情绪不会大起大落。她的叙述是疏离的、淡淡的,偶尔几笔点一下你,下手绝对不重,只轻轻地点在你某个共情的穴位上。刚读完她的小说,读者大概只会喃喃地说:“哦,是这样。”但是日后,读者将在许多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忆起这篇小说,惆怅地重复一句:“哦,是这样。”
魏微小说里的叙述者或可看作是她本人,气质十分接近。我对魏微最初的认识,就来自其小说的语气。后来熟悉后,发现她就是这样的。
2005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她。那是一个饭局。她来得晚,齐耳短发,浅黄色格子上衣,有些拘谨地坐下,和周围人客气地打招呼。我那时年纪小,十分腼腆,坐在饭桌边缘基本上不和人说话,也不和魏微说话,虽然我对她特别有兴趣。我害羞、紧张得不得了,完全不可能对她说:“我特别喜欢你的小说。”当面称赞一个人,对我来说太难了,除非已经有过亲密的互动,才可能有勇气直接称赞对方。几年前,《魏微十三篇》这本小说集出来,在广州的学而优书店做活动,魏微叫我去玩。来的人都要说两句,我就谈了一些想法。魏微说,认识绿绿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她夸我。我才意识到,相识十几年我都没告诉她,我几乎读过她全部的小说。她以为我不读她的。
我们在一起聊文学,聊的都是别人的作品。偶尔谈到我的诗,魏微是要讽刺的,说:“我怎么读不懂你的诗。”我正要来劲辩驳,她又得意地笑:“可是吧,对那些一眼能看明白的诗,我又不以为然。”小说家厉害吧,把我拿捏得相当稳,我很吃这一套。
第一次见魏微,我就对她有了信任,这是小说家的写作魅力产生的联动效应。你读了她的小说,便知道这个人大致是怎样。藏不住的。我指的是风格,写作的风格,以及由此透露出的小说家本人的风格。小说可以虚构,风格却是骨子里的东西,掩饰不来的。语调再怎么变化,形式再多样,敏锐的读者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抓住徜徉在文字中的个体风格。我想将之称为“小说家愿意投入自我的诚意”。
魏微自认是偏感性的写作者,但是我认为她把理性裹挟在了感性之中。理性不是来源于她对世界的分析,是她在入世的生活和阅读中由经验得来的。她接纳了经验,处理了经验,保存有效的认知,再将认知投射到她的感知上。这个复杂的过程,我以为,如同她挑战平静的语言一样,她再次不动声色地完成了。
初次见面后,我和魏微几年没见过,也没联系。后来怎么熟悉的,我忘了。问魏微,她也忘了。记忆里,我的生活再次衔接上魏微的生活时,我俩已经好到能在她家住了。那段时间,我和她的关系真是太好了。我在她家里住着舍不得走,两个人每天有说不完的话,但似乎也不说什么正经事。文学是很少谈的,多谈些女人之间最常谈的事,也就是化妆、买衣服之类。
一个小说家经过岁月的历练与知识积累,她为自己设置了无数门槛,克服平行的障碍已经不能满足她对写作的喜悦。她不知不觉抬高跨越的高度,其中的艰难,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她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写作道路上具体的风景,风景与他人、与物、与她个人,已构成了一段凝滞的时间,而她正在拨开这段时间的迷雾,找寻另一个她。她有不寻常的耐心。我一直在等待魏微的长篇写完,现在,她的长篇小说《烟霞里》终于出来了!
杜绿绿 诗人,兼事批评。主要诗集有《城邦之谜》《近似》《冒险岛》《她没遇见棕色的马》《我们来谈谈合适的火苗》。曾获“珠江国际诗歌节青年诗人奖”“十月诗歌奖”“现代汉语双年十佳”“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人”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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