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了上百年之后，莫言率先为中国文学摘得这项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大奖，也打破了笼罩在这项世界文学大奖的神秘感。我作为给莫言编辑出版过十多年书的编辑，荣幸地受到瑞典学院邀请，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从12月6日至12日的一系列诺贝尔奖庆典活动，身临其境，见证了中国作家首次走进诺贝尔奖殿堂的历史性情景，也对莫言及其作品的价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在莫言的作品里，一个被遗忘的农民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又淋漓尽致，即使它最刺鼻的气味也让人感到香甜，即使其令人震惊的冷酷无情也让人感到忘我的快感。那个世界没有半点枯燥的时候。这个作者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描绘一切……他仿佛能把人类一切的生活都搬到他的笔尖下。”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学院院士韦斯特伯格宣读的授奖辞中的这段话可谓真正抓住了莫言作品的最大特点：把一个被遗忘的农民世界展现于世，而且借助这个农民世界来洞察人类生活。莫言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作家，一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在12月10日晚的“诺贝尔晚宴”答谢辞中，莫言一上来就说明，他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农民的儿子”。在他事先准备好、但因为忘在宾馆而没有用上的答谢辞讲稿中，他更是饱含深情地写到：“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还要特别地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这些话，可以说既道出了他与农民乡土世界的血脉联系，也再次道出了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说书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谦卑感。这种关联，这种谦卑心态，在他12月7日作的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说中更是有过非常充分的表达。

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获奖演说可以说是整个诺贝尔奖活动周最为引人瞩目的节目。他的演说是从怀念母亲开始的。他用夹带着高密东北乡口音的普通话讲到：“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他告诉人们，多年前，母亲的身体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他说：“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莫言的追述，既表达了母亲对他的精神成长的影响，也表达了他作为儿子的内疚与忏悔。之后，他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从聆听别人说书到自己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讲述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形成，以及他的几部重要作品的创作缘起和创作思考。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街串巷的说书艺人用他们的说唱手艺滋养了很多人的精神，也给很多正在成长的少年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艰辛生活的世界，开启了他们潜在的想象之泉。莫言旺盛的、具有致幻作用的想象力，最早正是被说书人的说唱激发出来的。更何况，他所出生的齐鲁大地，也是清代最善讲鬼狐荒诞故事的大作家蒲松龄的故乡；那块土地丰富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给他提供了任凭想象肆意驰骋的无垠国度。莫言把自己在故乡——山东高密农村的生活经验，称为他后来得以从事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文学富矿，这真的不是夸张，而是道出了自己文学创作真正的源泉。

当然，作为一个高明的小说家，莫言的文学创作既把根须深深地扎在故乡的现实、历史与民间传奇之中，同时也凭借他对优秀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超越了那些表层的东西。他深知，文学不应该是生活的翻版，文学也不应该是某种观念、某种情绪的奴隶。因此，他才会说：“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演讲最后部分，莫言恢复自己作为“讲故事的人”的身份。针对这个很多知识分子思想变得狭隘、苛刻的时代，他讲述了三个寓意丰富的故事。对这三个故事的寓意作了简单的解释，可能会损害它们的丰富性，但是我想，三个故事包含了对宽容、尊重等人性的呼唤则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第一个故事通过表达“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的思想，呼吁人们要用宽仁之心看待人的多样性；第二个故事表达“鲁莽的勇敢，未必符合人道精神”，做人需要“三省吾身”；第三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民间寓言，直击人性中潜藏的丑陋因子：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会用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可告示天下的理由，去将某个同类送上祭坛，而犯下集体谋杀的罪过。

莫言的这次演讲，可以说既是总结，也是回答。总结的是他自己迄今的文学历程，他与故乡大地的关系；回答的是围绕他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特别是演讲以回忆母亲对自己的精神人格的形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开端，仿佛是要告诉人们，无论做人，还是从事文学，最重要的起点是宽仁心、悲悯心。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在广阔的中国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善良母亲。如果这样的母亲故事都不能唤起一个人心中的宽容、悲悯情怀，那么很多问题的对话就几乎没法进行了。

莫言演讲后的第二天，我曾与来自法国的两位译者交谈过莫言获奖后所面临的各种质疑。两位法国译者告诉我，当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得奖时也曾面对过诸如此类的质疑。另外，杜特莱先生还特别提到了他们法国的加缪。他说，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法国的一些媒体和知识分子要求加缪针对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问题发表看法，而加缪不想有偏向地回答这些问题。加缪当时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甚至给母亲发电报说：“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思念过你”，因为他的母亲就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他本人也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杜特莱先生说，加缪在当时也是遭到不少媒体和知识分子的非难、攻击，甚至蔑视。但是，历史永远是冷酷和公正的。当年的种种质疑和非难早已随风而去，人们敬重和爱惜的还是这些作家们的作品。

在我看来，莫言那些故事饱满、风格多样的作品，如同是在肥沃而复杂的中国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奇葩，其中既有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不乏黑色幽默的传奇述说，也有对乡土中国复杂现实和人性的犀利挖掘。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将创作之根始终深深扎入肥沃而广阔的乡村历史与现实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