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珠海市和香洲区两级联合组建了12支南屏镇驻点医疗队。在南屏镇这片约60.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来自5家医院的48名医务人员“化整为零”，深入管控区一线支援基层医疗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上门巡诊、送医送药、应急医疗处置等保障服务。1月18日，4名来自中大五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广昌社区卫生站开启驻点工作。23日，记者走访该卫生站，记录了防护服下医疗队队员的工作日常。

“麻烦您再说一下具体位置，我没找到您刚才说的快递点。”行驶在村道上，车里的孙卫宁再次拨通患者的电话，不时探头张望前方。这里是城中村，路的两侧是相似的矮房和围墙，外人走进来很容易分不清方向。

在手机地图里输入“其昌街25号”这一地点，在这条东南-西北走向的蜿蜒小道上，只有一家杂货商店和一家包子铺孤独地陈列在搜索结果中。电话那头的吕先生（化名）正蜷缩在沿路一间出租屋内，因肾结石导致的疼痛令他倍感煎熬。

受到疫情影响，其昌街所在的南屏镇广昌社区成为管控区。一条珠海大道将南屏镇广昌社区一分为二，吕先生在北侧，社区卫生站在南侧。孙卫宁只能乘坐带有通行证的保障车辆，把问诊服务和止痛药送到吕先生床边，整趟行程跑下来用了半个小时。

来自中大五院的孙卫宁是一名全科医生，他所在医院的医疗组几天前入驻南屏镇广昌社区。在小组其他3名成员看来，身高一米八几的孙卫宁“能憋尿，能扛饿，能搬东西，方向感也好”，所以外出送医送药和转运病人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每次出诊时，没有裤兜的白色防护装备包裹着孙卫宁的全身，他只能用一条塑料绳把消毒酒精挂在腰间。他的手臂还挎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手机的屏幕随着信息通知不时闪烁，“供我们这个辖区使用的保障车辆很少，经常是刚送完一个病号到指定医院门口，下一个要接的孕妇又在电话里催我们组长了。”

孙卫宁的组长叫曾幸，是他新婚4个月的妻子，此刻正坐在广昌社区卫生站里的工作台前。从早上8点到岗开始，曾幸和另外一名组员李康娣的工作是收集社区里的就诊需求，再根据患者病情合理调配现有医疗资源。她们的手臂下，手写的街道位置分布、各部门单位的联系方式以及正在不断更新的患者情况清单密密麻麻地贴在桌子上，两台工作手机和每个组员的私人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你们什么时候能到？我的手在发抖。”“外面做透析要花很多钱，我就在定点医院做行不行？”在电话接通的一刻，曾幸也不知道将会面临哪种情况。有可能是一阵心律不齐带来的慌张，也可能是由于孩子连续咳嗽引发的担心，如果家里的处方药只剩下一天药量，电话那头的声音会更加急迫。

“人到关键时候会变得脆弱，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为他们解决问题。” 一次不太愉快的沟通后，曾幸显得有些沮丧，但手里记录患者信息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不理解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在半天的忙碌中，有更多通话是以感谢和理解作为结尾。“听到一句‘谢谢你们’和‘我能理解’，我会发自内心地感动。”

据统计，目前约有3万名群众居住在广昌社区，其中有不少老人、小孩和孕妇，所需的医疗服务也较为多样与复杂。刚到这里时，曾幸原计划把4个成员划为两组“两班倒”。但实际情况是，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4名成员需要同时守在卫生站15至16个小时，“不及时处理当天的需求，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一天三顿，医疗组只有早餐能够按时吃。午饭和晚饭时段，饭菜会放在卫生站药房旁的房间，但医疗组真正吃上时，往往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到了晚上8点，卫生站会做一次关门后的清扫。终于聚在一起的医疗组成员还不能立刻休息。护士林紫琪和李康娣打开了一份在线文档，梳理当天的需求是否有遗漏、找出要交接或需要长期跟进的案例；脱下防护服的孙卫宁则开始为慢性病患者手写处方，另一边的曾幸还得总结当天情况，向卫生部门的对接人反馈需求。“晚上11点下班是常态，10点下班是惊喜。”

打开医疗队成员的手机微信，各种各样的工作群被置顶。“药品需求上报群”“医疗保障工作群”“广昌社区急诊”“管控区保障会诊群”，一组组群聊让管控区内外守望相助，唤起抗击疫情的精神共振；手机屏幕一次次的震动、通话，让病患的难题有效得到解决，医患携手共渡难关。

作为管控区，广昌社区并没有成为孤岛。在多家医院医护人员的坚守下，卫生站成为辖区居民紧急时刻能够信任的“守护神”，患者走进门，电话打进去，医生和药品就会跟上来。

夜深时分，看着一盏盏亮起和熄灭的灯，戴着口罩的曾幸对记者说：“我希望疫情早点散去，大家能够没有负担地自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