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中国足球曾称雄东亚，连夺9届远东运动会冠军。1936年，中国足球队出征柏林奥运会，这是中国足球第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社会各界对此寄托了较大期望，要求“对于选拔事宜，更宜慎重周密，不问新进或名宿，务求网罗无遗”。这一重任落在了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广东珠海人容启兆的肩上。

容启兆酷爱足球，留美归国后积极推动国内体育事业发展，先后率领过光华大学足球队、上海东华大学足球队以及国家足球队等外出比赛。其中最为传奇的就是，他曾两次作为足球队领队，于1936年和1948年率队出征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和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

在广东珠海南屏，容氏家族是“西学东渐”的典范。容启兆出生于1898年，广东香洲南屏（今属珠海）人。容启兆在体育和化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他自幼所受的家族教育不无关系。容启兆幼子后来将父亲留下的1948年奥运足球队队旗，留在了珠海。文史研究者告诉记者，“他希望父亲曾经带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这段记忆，留在家乡”。

首战柏林

1915年至1935年，中国足球曾称雄东亚，连夺9届远东运动会冠军。当时体育杂志认为，“吾国足球运动早经名震海外，惜未尝一登世界球坛，以一显身手也”。

直至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足球终得在国际赛场亮相的机会。奥运会前夕，因社会各界对足球队寄托了较大期望，“对于选拔事宜，更宜慎重周密，不问新进或名宿，务求网罗无遗”，故而选拔队员的工作亦更见周密。

选拔队员的重任，落在了时任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副校长、理学院院长容启兆的肩上。

由珠海南屏容氏家族后人向记者提供的、由容启兆侄子容应骞生前撰写的家族回忆录中，亦有记载上世纪容启兆率队出征奥运的往事。

容启兆出生于1898年，广东香洲南屏（今属珠海）人。他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9年8月由学校公派赴美留学，先后获塔夫茨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弗吉尼亚大学化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容启兆于1925年入职光华大学，先后任化学系教授、理科主任，副校长兼理学院院长等职。

1936年1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决议，聘请沈嗣良、颜成坤、郝更生、容启兆、马约翰五人，成立足球选拔委员会。足球队队员在香港集中选拔，由容启兆赴香港与华南筹备接洽相关事宜。

此次选拔，根据第六届全运会及1935年度各球员的成绩，初步选出了来自香港、广东、上海等地共30名球员，于4月初在香港举行预选赛。除此30人外，如有特殊人才，足球选拔委员会随时录选，并聘请容启兆主持在港预选事宜。4月14日，容启兆、颜成坤、周家骐（受沈嗣良委托代为选拔）三人，依各场观察所得，经商议后正式录取22人。

然而，由于奥运代表团经费不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商定，足球队自筹资金。作为足球队领队，容启兆又担起了带领球队筹集经费的任务。

1936年5月2日，容启兆带领足球队乘邮轮赴南洋各国练习比赛，以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费用。直至7月9日，与代表团在孟买会合，足球队转战南洋及印度两个月之久，共战27场，除4次平局外，未尝一败。

据参加此次奥运会的足球队队员孙锦顺回忆，“在两个多月的旅途中，我们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就乘最低级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在一间大的统间，由于床位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行李我们自己动手搬，吃饭拣最便宜实惠的吃”。

彼时，国人习惯将“奥运会”叫作“世界运动会”。据《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记载，参加世运会的经费，综计预算需二十二万元，除由中央补助的十七万元外，“尚不敷五万元”。后经政府各部门和各地官员捐款，共得三万余元，“再加足球队先期赴南洋及印度各地沿途比赛的收入，得以弥补不足之处”。

遗憾的是，首次出战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在第一场比赛中以0比2败给英国队，被淘汰出局。

又赴伦敦

二战爆发后，连续两届奥运会被取消。1948年7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一次，中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足球、篮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共5个项目的比赛。

南都记者翻阅史料发现，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录的《1948年中国世运足球队签名信笺》，印有此次出征奥运会的球队人员名单，并留有全体亲笔签名。

队长为冯景祥，队员有张邦伦、朱志成、侯榕生等17人，领队依然由容启兆担任，而上届柏林奥运会足球队队长李惠堂，则成了教练。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向记者提供了由该馆保存的，1948年容启兆因参加伦敦奥运会特向学校请假的批条，“足球代表队先行出发，领队容启兆有公务羁身，恳代转请公假自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底止”。

跟上届柏林奥运会一样，由于经费不足，容启兆不得不再次带领足球队提前出发，到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缅甸及印度等地进行表演赛，靠门票收入补贴路费，同时也为那届中国代表团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历经两个月的奔波，当全体队员筋疲力尽抵达伦敦奥运会时，失败再次不可避免。

1948年8月2日傍晚，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足球场，中国足球队与土耳其队展开初赛。最终，中国队以0比4告负，遭到淘汰。

虽然两次带领足球队出征奥运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容启兆为现代中国体育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并未被后人遗忘。由华东师范大学编纂出版的《光华大学90年90人》一书中，也提到了他对高校体育教育事业的贡献。

据记载，容启兆热爱体育，酷爱足球。1925年，容启兆加入光华大学后，于当年10月组建了光华大学足球甲、乙队，并与体育教授吴邦伟共同担任球队教练。其中，甲队队员有董小培、顾福源、伍纯、龚绍华等多名国家足球队队员，“光华大学足球队也一度称雄沪上”。

1926年3月，光华大学与复旦、南洋等高校一起发起组织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容启兆当选为副会长，同年6月被选为会长。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经常组织高校之间的体育交流及各类运动会，极大地促进了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1930年4月，容启兆作为中华队干事长兼总教练，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中华队总代表张伯苓一起带队赴日本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32年春，他参与筹组江南体育学校，1946年底出任上海市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主席。

多年后，容启兆八弟容启荣之子容应骞为家族著书。他在书中回忆道，“我的四伯父很有幽默感，平易近人，常跟我分享笑话，喜欢打桥牌”。

容启兆也曾向后辈提及自己参加奥运会的经历。据容应骞回忆，“四伯父曾带领中国奥运足球队前往欧洲比赛，途经新加坡数次，他告诉我，‘当你在新加坡时，不要吃榴莲。它就像猫屎一样！’”

容氏家学

除了带领足球队出征奥运会的传奇经历，容启兆在化学方面，也有显著成就。

据《光华大学90年90人》记载，1932年8月，容启兆在广州筹备广州化工厂，同时作为全国45名化学家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化学讨论会。会议在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这次讨论会对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2年春，容启兆与光华大学薛迪符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森茂化学工业原料制造厂。其间，他还加盟新亚生物研究所研制生产青霉素，并担任上海新亚化学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化学师及生产管理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容启兆定居香港。1961年，他担任香港浸会书院（香港浸会大学前身）理学院首任院长，直至退休。1970年，容启兆因病去世。

回顾容启兆的一生，留美归国后积极推动国内体育和化学事业发展，与其自小所受的家族教育不无关系。

在广东珠海南屏，容氏家族是“西学东渐”的典范。

容启兆的父亲容星桥是晚清留美幼童之一，也是最早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兴中会会员之一。更为人熟知的是，容星桥的族兄容闳，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的留学生，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在容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容氏子弟纷纷赴海外留学，乃至形成容氏家族“传统”。容星桥共育有八子三女，大多留学海外，容启兆正是其中之一。

据文史学者研究，容星桥子女根据其父“不辱乃祖，服务中华”之教诲，多归国服务，并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如第四子容启兆曾任光华大学副校长；第七子容启恩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北伐军三十四师政训处主任；第八子容启荣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总监，世界卫生组织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代表；第九子容启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兼崇基学院院长。

容启兆九弟容启东之子容应杰向南都记者回忆说，几年前，他曾带一众容家亲友回珠海南屏扫墓，包括容启兆幼子容应骅夫妇。如今，与容家相关的甄贤学校、容闳故居、容星桥故居，都已是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

颇有渊源的是，早在1871年，容闳捐资500两银子，在家乡南屏创办了一所名为“甄贤社学”的学堂，旨在“甄拔贤能、哺育人才”。后来，甄贤学堂改名为“甄贤学校”，容星桥任第一任校长，并对学校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改造。此后数十年间，甄贤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

容闳博物馆馆长杨毅，从事容闳与留美幼童文化研究多年，在寻访历史的过程中，他与容氏家族后人相熟，交流频繁。每当有容氏家族后人返乡探访容星桥夫妇的墓地时，他都会陪同上山。

2018年11月，容启兆幼子容应骅又与女儿一同返乡祭祖。此行中，他将两面收藏已久的旗子送给了杨毅，一面是1948年“中国世运足球队”队旗，另一面则是1961年香港港九钟表业商会赠予该足球队的锦旗。

杨毅告诉南都记者，之所以容应骅会将这两件如此珍贵的纪念物交给他，是“他（容应骅）希望他父亲曾经带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这段记忆，留在家乡”。

当年的队旗已经泛黄，上面保留着1948年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全体亲笔签名，第一个便是“容启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