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年初一正式上映至今，《流浪地球2》的票房已经突破17亿。
这是一部被很多人用“震撼”来形容的科幻电影，它在前作《流浪地球》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喜的升级。
电影上映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在微博上发出了他的手绘科学讲解图。
四年前，为了给女儿解释《流浪地球》中那些她们不懂的知识点，王元卓手绘了科学讲解图，获得了1.5亿的阅读量，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热搜”。
这次，他的身份有些不太一样。王元卓不仅是电影科学知识的解读者，也成为这个庞大瑰丽科幻世界的设定者。
他是《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
该片制片人龚格尔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电影的科学顾问分为理论物理、天文、地球科学、人工智能、基础材料、力学、航空航天、军事等组别，阵容庞大。
从围绕《流浪地球》做科普到更进一步
“四年前，我就许了一个愿，选择10部科幻电影，选择100个知识点，通过手绘方式给孩子们讲解更多科学知识。”因《流浪地球》的手绘图解“走红”后，王元卓开辟了一条新赛道——科学普及。
从那之后，他一直坚持手绘创作。
已经出版的《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科学家奶爸的宇宙手绘》《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科学家奶爸的AI手绘》，还有春节后即将出版的《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科学家奶爸的智能体手绘》……在繁忙的科研和行政事务之外，王元卓向实现自己当年的承诺一步一步迈进。
他创作的手绘科普图书，是“科学家”与“父亲”两种视角的融合，获得过很多科普类大奖。也有孩子给他写信，跟他探讨他书里的科学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温馨又有成就感。”
而且，和其他领域不同，王元卓所在的信息技术领域，更需要专业人士做科普。这一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你只有身处其中，才有更加前沿的分享。他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组建了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他希望能打造科普的良好生态，推动科研界的同仁去做更多科普。“有意愿有时间的，可以多做；没时间的，可以少做。哪怕一个人一年只做一次科普，参与的人多了，量就大了。”
这一系列工作，追溯起来，都跟《流浪地球》有关。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也是《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他还是一名活跃的科普人。苟利军一直喜欢科幻电影，从小就爱，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电影。
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后，他做过不少相关科普，讲解电影中的科学知识。
苟利军翻译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写的《星际穿越》。基普·索恩是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的科学指导，他在书中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黑洞、潮汐力、虫洞、引力弹弓、星际旅行等，解释了所有推动剧情的天体物理理论。“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参与到中国这种电影的创作中去。”苟利军说。
后来，《流浪地球2》来了。
当年那些围绕《流浪地球》做科普的科研人员，往前进了一步，与制片团队密切合作，在电影中埋进了更多自己的计算与思考。
“我当然希望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里能有自己的一点贡献，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王元卓说，“电影的关注度如此之高，我们希望它的科学设定能尽可能经得起推敲，它的影响是正向的。”
当科研人员参与造梦
《流浪地球2》导演郭帆在知乎的回答中写道：邀请了多位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来做科学顾问，多亏了他们，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初见规模。
电影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为了配合设定，对剧情的设定和走向做了各种有趣的估计和计算，科学的作用是帮科幻的叙述贴近科学，对其中科技活动的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提供建议。保证场景的真实感，保证其内容与科技发现不断共鸣，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更多时候，他们扮演解答问题的角色。
电影制片方有各种需求。更庞大的，是电影的世界观问题。要尽量让推动情节发展的设定有科学依据，但也不至于束缚科幻电影创作者的想象。还有涉及各种细节的设定，比如电影中多次出现的、扮演重要角色的550系列智能量子计算机。
“现在的量子计算机确实不是电影里这个样子，但未来或许会有。这个名字的诞生，我们有两个考虑：它得是大众有一定概念的，但它不能就叫今天的名字，于是我们加了个定语，让它不至于让人太陌生，但又有些超前。”王元卓解释。还有，主角生活、工作空间的墙上、玻璃上和黑板上写的公式，不是乱写的；计算机操作界面上程序的代码，是一行一行设计出来的；甚至电影里的机构名称、层级设置、工作岗位名、人员职务等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力求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很多画面在电影里可能只出现了1秒，但就是这1秒，也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王元卓说。
制片人龚格尔讲过一个细节：片方凌晨两三点给科学顾问打电话，请教的问题是——电梯里有两个高阶科学家在聊天，他们应该聊些什么？
创作团队也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很多想法。
很多时候科研人员会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专心推进自己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束缚想象力。科幻电影构建了一个恢宏的世界，它特别硬核，还涉及很多学科。“科幻和科研不太一样，可以帮助你打开脑洞，看到一个不受束缚和限制的未来。”王元卓说。
梁文杰表示，参与电影，一方面是希望中国的硬科幻更加成熟，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吸引更多心中有梦的人致力于未来科技的发展。那些电影给他们的震撼与感动，他们想传递给更多人。电影上映后，梁文杰也在继续解读着电影中的“知识点”，科普电影中的太空电梯、月球坠落。
能为影片做些事情，苟利军同样觉得激动。不过，他也坦言，相比较科研，科研人员目前提供的支持相对容易，有简单计算和推导就可以，不需要像《星际穿越》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呈现一个画面。“影片中还暂时没有用到复杂度特别高的展示。”苟利军说，“但科学和影视的结合，科学家与艺术家的结合，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国外的科幻电影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也已经沿着科影融合这条路开始走了。”
从大年初一正式上映至今，《流浪地球2》的票房已经突破17亿。
这是一部被很多人用“震撼”来形容的科幻电影，它在前作《流浪地球》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喜的升级。
电影上映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在微博上发出了他的手绘科学讲解图。
四年前，为了给女儿解释《流浪地球》中那些她们不懂的知识点，王元卓手绘了科学讲解图，获得了1.5亿的阅读量，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热搜”。
这次，他的身份有些不太一样。王元卓不仅是电影科学知识的解读者，也成为这个庞大瑰丽科幻世界的设定者。
他是《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
该片制片人龚格尔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电影的科学顾问分为理论物理、天文、地球科学、人工智能、基础材料、力学、航空航天、军事等组别，阵容庞大。
从围绕《流浪地球》做科普到更进一步
“四年前，我就许了一个愿，选择10部科幻电影，选择100个知识点，通过手绘方式给孩子们讲解更多科学知识。”因《流浪地球》的手绘图解“走红”后，王元卓开辟了一条新赛道——科学普及。
从那之后，他一直坚持手绘创作。
已经出版的《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科学家奶爸的宇宙手绘》《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科学家奶爸的AI手绘》，还有春节后即将出版的《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科学家奶爸的智能体手绘》……在繁忙的科研和行政事务之外，王元卓向实现自己当年的承诺一步一步迈进。
他创作的手绘科普图书，是“科学家”与“父亲”两种视角的融合，获得过很多科普类大奖。也有孩子给他写信，跟他探讨他书里的科学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温馨又有成就感。”
而且，和其他领域不同，王元卓所在的信息技术领域，更需要专业人士做科普。这一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你只有身处其中，才有更加前沿的分享。他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组建了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他希望能打造科普的良好生态，推动科研界的同仁去做更多科普。“有意愿有时间的，可以多做；没时间的，可以少做。哪怕一个人一年只做一次科普，参与的人多了，量就大了。”
这一系列工作，追溯起来，都跟《流浪地球》有关。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也是《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他还是一名活跃的科普人。苟利军一直喜欢科幻电影，从小就爱，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电影。
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后，他做过不少相关科普，讲解电影中的科学知识。
苟利军翻译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写的《星际穿越》。基普·索恩是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的科学指导，他在书中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黑洞、潮汐力、虫洞、引力弹弓、星际旅行等，解释了所有推动剧情的天体物理理论。“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参与到中国这种电影的创作中去。”苟利军说。
后来，《流浪地球2》来了。
当年那些围绕《流浪地球》做科普的科研人员，往前进了一步，与制片团队密切合作，在电影中埋进了更多自己的计算与思考。
“我当然希望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里能有自己的一点贡献，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王元卓说，“电影的关注度如此之高，我们希望它的科学设定能尽可能经得起推敲，它的影响是正向的。”
当科研人员参与造梦
《流浪地球2》导演郭帆在知乎的回答中写道：邀请了多位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来做科学顾问，多亏了他们，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初见规模。
电影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为了配合设定，对剧情的设定和走向做了各种有趣的估计和计算，科学的作用是帮科幻的叙述贴近科学，对其中科技活动的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提供建议。保证场景的真实感，保证其内容与科技发现不断共鸣，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更多时候，他们扮演解答问题的角色。
电影制片方有各种需求。更庞大的，是电影的世界观问题。要尽量让推动情节发展的设定有科学依据，但也不至于束缚科幻电影创作者的想象。还有涉及各种细节的设定，比如电影中多次出现的、扮演重要角色的550系列智能量子计算机。
“现在的量子计算机确实不是电影里这个样子，但未来或许会有。这个名字的诞生，我们有两个考虑：它得是大众有一定概念的，但它不能就叫今天的名字，于是我们加了个定语，让它不至于让人太陌生，但又有些超前。”王元卓解释。还有，主角生活、工作空间的墙上、玻璃上和黑板上写的公式，不是乱写的；计算机操作界面上程序的代码，是一行一行设计出来的；甚至电影里的机构名称、层级设置、工作岗位名、人员职务等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力求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很多画面在电影里可能只出现了1秒，但就是这1秒，也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王元卓说。
制片人龚格尔讲过一个细节：片方凌晨两三点给科学顾问打电话，请教的问题是——电梯里有两个高阶科学家在聊天，他们应该聊些什么？
创作团队也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很多想法。
很多时候科研人员会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专心推进自己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束缚想象力。科幻电影构建了一个恢宏的世界，它特别硬核，还涉及很多学科。“科幻和科研不太一样，可以帮助你打开脑洞，看到一个不受束缚和限制的未来。”王元卓说。
梁文杰表示，参与电影，一方面是希望中国的硬科幻更加成熟，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吸引更多心中有梦的人致力于未来科技的发展。那些电影给他们的震撼与感动，他们想传递给更多人。电影上映后，梁文杰也在继续解读着电影中的“知识点”，科普电影中的太空电梯、月球坠落。
能为影片做些事情，苟利军同样觉得激动。不过，他也坦言，相比较科研，科研人员目前提供的支持相对容易，有简单计算和推导就可以，不需要像《星际穿越》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呈现一个画面。“影片中还暂时没有用到复杂度特别高的展示。”苟利军说，“但科学和影视的结合，科学家与艺术家的结合，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国外的科幻电影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也已经沿着科影融合这条路开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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