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第一次的印象总是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的，大如初恋，小如稿费。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吧，我还是一个无比虔诚的“文青”，整天泡在大学图书馆里沉浸在阅读新时期文学的亢奋中，对作家自然是仰慕不已，当时常常陷入幻想，这辈子也能发表一篇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歌我就满足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铅印时代，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能发表一篇文章是件多么荣耀的事。于是，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自己偷偷地写一点幼稚的文字开始试着撞大运往外投稿了。记得当时，《光明日报》副刊正在开展对张抗抗小说《北极光》的讨论，我心血来潮，也写了一篇三五千字的争论性文字寄出去。每到周五文艺版出刊，我都会到阅览室翻阅报纸，看看自己的那篇文章有没有发表。当然，直到这场讨论最终结束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看的文章多了，原来仅有的那点自信也在慢慢地消失殆尽，只能越来越感到自己文章的幼稚，对文章发表不了并不感到有多少失望，重在参与嘛！《光明日报》是一份影响很大的报纸，自己的贱名岂是随便能上的。

正在我快要将此事忘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收到了一封报社的退稿信，铅印的那种，编辑还写了几句话，夹在稿子里，具体的内容早就忘了，无非是鼓励两句，稿子不符合要求等等。但是这封退稿信却让我兴奋了好一阵，毕竟浅黄色牛皮纸信封的落款处印的是红色的《光明日报》几个字，我相信同学将它放在课桌上的时候，一定有不少人看见，我从有些同学异样的目光中能揣度出他们的心理。嫉妒吗？羡慕吗？也许有吧。《光明日报》能给我来信，别管是什么内容，能给这么著名的大报投稿，这是普通学生连想都不敢想的。而我能给这样的大报投稿，这本身也许会让同学们高看一眼。心里藏着这个小秘密，不禁有些飘飘然，昏昏然。实在感谢那个时代报刊的退稿制，放到现在，一篇学生的普通来稿，百分之百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早就被编辑删掉或扔到废纸篓里了。初学写作者的信心常常被扼杀在摇篮里，几乎无一幸免。

当时，光是投稿就能让虚荣心得到些许的满足，就能让人如此兴奋，真要是文章变成铅字发表了，那会是种什么感觉呢？我想象着，期望着。时隔不久，大约是上了大二，果然有一篇一千来字的文章终于在一张报纸上发表了。印象中是解读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虽然写得很幼稚、很肤浅，而且是发表在学校的内部报纸上，但毕竟算得上是我的所谓处女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走进中文系教学楼，见迎面的黑板上写着：ZYQ到系办公室领取稿费。短短的十几个字让我激动不已，黑底白字，那上面不仅写着我的名字，而且写明了是领稿费，而且是在几乎人人都能看见的公告栏里。这在我们那一届的学生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呀！课间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系办公室拿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四块八毛钱。过后，我为自己的操之过急曾后悔不迭，如果稿费单子晚取两三天，教学楼进口处那条取稿费的短语在黑板上多留一段时间，不是会让更多进进出出的同学看见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大意失荆州呀！多好的一次免费宣传自己的机会就这样轻易丧失了。

那只是少得可怜的四块八毛钱稿费，至今这个数目我还牢记心底。这点钱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算不上多大数目，可它毕竟是稿费，是我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在此之前，我只在中学的校办工厂暑期劳动时挣过七块钱补助，本想攒够八块六毛钱买一双我极其渴望的“前进牌”回力球鞋，却没想到让一场唐山大地震将我的梦想彻底毁灭了，这七块钱让我在抗震中贴补了家用。

第一笔稿费我干了什么，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攒着这四块八毛钱，我没有丝毫的激动，在我的眼里，它不过就是钱，能满足我某个小小愿望的钱。名和利相比，这点小利太微不足道了，它少到甚至不能买一盘原版的音乐磁带。但是要满足我某个久藏心底的愿望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的那个愿望同样也小得可怜，现在看起来是那样可笑，我只是想满足一下口腹之欲，痛痛快快地吃一次火腿肠，一个人，想吃多少吃多少，直到吃顶了为止。

有一天中午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小酱货店买了整整一根火腿，大概有二斤多重，当时比较好的火腿也就是两块多钱一斤。回到家，关上门，我一个人吃独食，大口大口地吃着，随心所欲，痛快淋漓，像是要把肚子里的馋虫一次性喂饱。那是我第一次心安理得、肆无忌惮、痛痛快快地独享美食，而且没忘了偷偷地灌了几口白酒。边吃边喝，悠然自得，一根火腿肠居然没有吃完，我就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一笔稿费就这样让我啃着火腿就着小酒消灭了，这充分证明“民以食为天”一点也不错。我想，之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处处不放过吃吃喝喝的机会，都跟小时候太缺嘴有关。充满浪漫的稿费，竟让我如此俗不可耐地咽进了肚子里，实在是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