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的美学可能

□ 王威廉

如果非要我说对地理风貌的喜爱，那么，出生在西北的我，还是更喜欢西部。在我的感受系统当中，西部的苍凉风貌更加对应内心的深层存在，那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风景对我影响至深。

但是，我已经在岭南生活了二十余年。尽管仍然会有各种不适，可比起初来之际，早已是“驾轻就熟”。

文学是处境的艺术，一个作家不可能逃开环境对写作的影响。即便那些在南方寓居多年还在写着北方故乡的作家，假如我们细读他们的文本，都可以辨析出环境是如何重塑了他们的想象。

对我的变化，批评家杨庆祥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写道：“在王威廉较早的作品中，比如《听盐生长的声音》，还能看到非常明显的西北地域的影响，作品冷峻、肃杀。这种完全不同于南方的地域生活经验或许能够让他更敏锐地察觉到南方的特色。从生活的角度看，与其他原生于南方的作家不同，王威廉更像是一个南方的后来者，他最近的一系列作品如《后生命》《草原蓝鲸》引入科幻的元素和风格，构建了一种更具有未来感的新南方性。”读完这段论述，我深感惊异，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写作是超越地域的，是在寻求着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但事实上，南方之南的地理环境，居然不仅渗透进了我的日常生活，还渗透进了我的思想构建。

因此，我不得不格外重视起“新南方写作”这个批评概念。

庆祥的这篇文章有个比较长的标题：《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呈现出丰赡的视野，未来的学者假如要研究“新南方写作”这个文学现象，这篇文章是绕不开的。

文章对“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做了四个方面的界定：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地理性”和“海洋性”比较好理解。其实，海洋性也是一种地理性，只不过传统的中华文明是大陆型的，对“海洋文明”的强调，所召唤的是一种未来性。

“临界性”从字面上看比较费解，但在我看来，这是关于“新南方写作”界定中最重要的概念：

“这里的临界性有几方面的所指，首先是地理的临界，尤其是陆地与海洋的临界，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不再赘言。其次是文化上的临界，新南方的一大特点是文化的杂糅性，因此新南方写作也就要处理不同的文化生态，这些文化生态最具体形象的临界点就是方言，因此，对多样的南方方言语系的使用构成了新南方写作的一大特质，如何处理好这些方言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通用汉语语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挑战。最后是美学风格的临界，这里的临界不仅仅是指总体气质上泛现实写作与现代主义写作的临界；同时也指在具体的文本中呈现多种类型的风格并能形成相对完整的有机性，比如王威廉的作品就有诸多科幻的元素；而陈春成的一些作品则带有玄幻色彩。”

无疑，“临界性”是对新南方写作的“异质性”的一次重要命名。正是在这些复杂多样的“临界性”中，新南方写作才显露出了丰富的异质性。

关于第四点，所谓的“经典性”，不是指新南方写作已经成为了经典，恰恰是说“新南方”相较于已经涌现出了众多经典作品的北方、江南等地，它在经典上是匮乏的，是未完成的，而它的这种异质性，在美学上的终极状态，则必然要以经典的方式来凝聚。

——这四个方面的界定，不仅让“新南方写作”这个批评概念呈现出了相当清晰的面目，而且让我涌起了某种写作的冲动。好的批评便是如此，不止是下结论，更是启示录，往往能激发出更多的作品来回应这种美学的可能。

被误读的岭南

□ 陈桥生

“岭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就是身处中原者对南土的指称，是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因而天然就带有着某种不解、猎奇，以至排斥的色彩，是中原文化优越心理的间接反映。“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语出郦道元《水经注》）五岭阻隔的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内外，也是化内与化外之别。

因五岭而起的化内与化外之别，是客观存在。但当我们仔细地梳理一些史实，尤其是跟随着那些从中土来到岭南人物的脚步，追寻着岭南文明进程史时，我们蓦然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岭南的荒蛮，很大程度上是中原未至者不了解与猎奇所致，是南来者悲苦意绪的渲染，是有意无意的误读。他者建构，岭南话语长时间缺位，使千百年来岭南形象被妖魔化。

岭南在唐诗中是最常见的贬谪之所。当一位又一位士人怀着满腹悲苦蹒跚而来，他们一方面不断地书写其心中的冤屈悲苦，一方面总是在有意无意间渲染岭南的荒蛮，化用岭南历史上种种相关传言，凸显其环境之恶劣、民风之粗野等。越是心存悲愤，便越要凸显其荒蛮，将万千怨愤敷衍其上。

事实上，倘若身临岭南，而不怀有先入为主之见，或是别有用心，所见实在未必如此恶劣。早于马援200多年前，曾两度出使南越国的使臣陆贾，滞留时间不短，游历亦广，回朝复命后撰有《南越行纪》，记述岭南一带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无疑更准确可靠。虽然此书已佚，仅存几则，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所引文字，但从中我们感受到的岭南要可爱得多。

大多数谪徙文人，当他们确定无疑地踏上岭南之地时，只要他们能调整心态，做到顺时而变，应时而动，直面现实，真实的生活依然颇有可观。当他们能较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岭南之地反而能提供给他们更广阔自由的空间施展才华，比在朝廷更容易有一番作为。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便惊奇地发现，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那段曾经让他们感到莫大耻辱，被他们视为人生之大不幸的历程，竟然成为其一生中最光辉耀眼的段落。韩愈如此，刘禹锡、苏东坡亦如此。

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在给老友陈慥回函时直言：“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不自欺，也便不欺人。误会来自隔阂，当他们能感受到岭南之“不恶”与“甚厚”，也便能以自身不朽的事功和著述，照亮自己人生中这段黯淡的岁月，也造福于一方黎民百姓，这是属于士人的责任与担当。

岭南因釆珠、贸易活动的发达，自汉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除了当地产珠之外，来自南洋、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地商船，也源源不断运来大量奇珍异宝、海外洋货。所谓“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岭南有所谓“贪泉”之说，但也产生了大量廉吏。

如果我们再拓展一下视野，不难发现，历史进入到六朝，已经有一任紧接一任的清官良吏接掌始兴行政长官，励精图治，迎来了属于始兴的高速发展时期。数百年的经济、文化积累，将原本贫瘠的荒地逐渐滋养成沃土，到盛唐才可能出现张九龄这样土生土长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

周云蓬的启示

□ 陈培浩

让我们谈一谈周云蓬，这是我十分喜爱的民谣歌手和诗人。从前我只是喜欢他诗歌那种质朴而野生的经验刺破生活的力量，喜欢他独特的嗓音通过歌曲传递的愤怒和沧桑。在一次活动中接触了周云蓬，突然让我对他作为当代中国行吟诗人的诗性姿态有了更深的领悟。那一次，周云蓬和大家一起游漓江、爬阳朔相公山。助手陪着他，爱犬熊熊引领他，我们从相公山下来，熊熊在前面引路，助手稍微搀扶握着手杖的周云蓬，他、助手和回头望主人的熊熊，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欢喜。这个场面被有心的朋友用相机捕捉了下来，这个画面突然让我十分感慨。

我尝试去解释，那只能是：因为他是诗人！

所谓诗人，就在于他成功建立了自身的语言秩序和心灵秩序，他充分地活在自己的秩序中。所以，当演出时主持人称他为中国的鲍勃·迪伦时，他并不买账，他说我不是中国的鲍勃·迪伦，我是中国的周云蓬。凡人总是活在世界所设定的语言体系和象征秩序中，认同这套秩序中的等级和价值，在他者眼光的投射下形成自我的精神镜像。因而，被称为中国的鲍勃·迪伦是抬举啊，老周，你居然不识抬举！可是假如老周乖巧地认同这套世俗价值，作为一个失明者，他就该乖乖地认领一个寸步难行的弱者身份，活在自怜和他怜中。世俗的价值坐标，为主体与世界设定了一种投资关系，身体就是每个人领到的第一笔原始启动资金。在一个由有视者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失明者领到的这笔启动资金可以说大部分是伪币，这宣告了他基本被这个投资型世界所淘汰。可是，世间却有周云蓬！显然，他并不活在世俗的语言秩序中。谁说失明者不能游山水，谁说失明者不能观世界。当人们以为作为失明者已经被风景银行拒贷，周云蓬告诉我们，不需经由观看，他也能领受风景丰盈的馈赠。作为诗人，周云蓬活在这套语言秩序之外，在他的语言体系和心灵秩序中，他赠世界以音乐和诗歌，他同样有能力从世界的风景处回收饱满如谷穗的欢喜。

周云蓬也使我领悟到，作为真正的诗人，包括艺术家，必须有能力领悟残缺的馈赠。他必须能够领悟到，残缺不仅是一种剥夺，也是一种打开。人，如果不愿认领某种有限性，可能就永远无法打开观看世界的某扇窗。

就心灵而言，很多人正走在成为心灵盲人的路上。我想说的是，诗人，正是感受到了身外之道对自我的凝视，正是在与存在的对视中校正了心灵的盲区，获得了自己的精神视力，由此成为诗人的。我们听周云蓬的音乐，读周云蓬的诗，常感到他是多么心明眼亮呀。不妨说，诗人就是获得精神视力的人；诗人就是懂得领受大道的凝视，懂得与存在对视的人。这是周云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我一直深信，每个人都需要获得自己的精神视力。

乡愁：从故乡到远方

李贺的散文写作

李贺生于上世纪70年代，18岁从故乡哈尔滨来到广州，于中山大学就读、毕业，现任职于南方日报社。

《从故乡到远方》集合了其20年间的个人体验，攫取了人生悲欢的诸多情景。书中分“原乡人”“致青春”“小时代”“我们仨”“在路上”“信天游”六部分，设计故乡、青春、媒体生涯、恋爱、亲情和行走历程，几乎囊括了一个职业女性的全部生活经验。

《从故乡到远方》平静问世，不到一个月，便引起广东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注意，迅速升温。当年，由广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李贺散文集《从故乡到远方》研讨会”举行，与会作家和评论家从乡愁、广州移民写作、女性散文等角度阐述了该书的丰富意蕴，肯定了李贺散文在温婉、真诚的书写中，传达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力量。

李贺说：虽然可以称为资深媒体人，但我在写作圈是新人。我写《从故乡到远方》的时候，真的只是写自己的内心感受，没有想过它到底会怎么样。出版后销量还不错，我就想可能因为书中讲到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也暗合了大时代很多人的内心感受。尤其是“青春和成长”“故乡和远方”，这些情怀都是人类共通的，超越了任何出身和文化背景。其实任何自我的命运和生活都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我既不是一个名人也不是成功人士，但正因为是一个普通人出的书，这种身份更容易让普通读者产生共鸣。

著名作家熊育群说：我写了那么多年散文，可李贺这本《从故乡到远方》还是让我有一个惊艳的感觉。因为她的创作有几点突破了我的概念，比如说写亲人的文章，一般会觉得这是个人的恩怨和个人的情感，不具有大众性。而李贺恰恰写了自己身边的人，这一部分恰恰让我非常感动。

李贺的散文把生命的疼和爱以及岁月的沧桑写出来了，这是我敬佩李贺的地方。

商业发展与作家创作也可以是正相关

□陈崇正

现在来谈“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我想，有三个维度创造了广东文学的可能。

第一个维度是教育。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广东这些年有一批青年作家异军突起，在全国文坛之中都非常亮眼。这里面当然有经济腾飞人口流入凝聚了文学人才的因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开始于21世纪初的大学扩招。因为大学扩招，有一批具有文学才能的人进入了高校接受教育，就比如我，如果不是因为扩招，我此刻可能正在某个工厂的生产线上奋斗，会跟写作这件事绝缘。文学人口的扩大为文学生产提供了发生的概率，这就是最为现实的可能性。现在大湾区的作家，几乎都是高学历，博士比比皆是，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维度是媒介。更具体说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纸刊所形成的文学资源壁垒。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在大力发展新媒体，有的还做了短视频。就我个人的文学历程而言，新世纪的20年，正好也是互联网和新媒体高速发展普及的20年，很多人只看到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其实应该说，在网络文学没有产业化之前，严肃文学作家也曾混迹在网络上写作，他们是第一拨网络写手。我还记得十几年前在网络上写诗，经常会遭遇激烈的交锋和论争，有时候甚至是直接干仗。老一辈可怜，打个笔仗还要等报纸印出来，网络出现以后，文学的论争来得非常直接。媒介的发展为大湾区的文学提供了新可能，也让广东在媒体传播上追平了香港和澳门。

第三个维度是科技。科技发展是大湾区的一个新现实，在大湾区写作几乎无法回避科技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改变，这也让这里的作家开始思考科技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广东有很多作家开始创作带有科幻元素的作品。作家开始关注人类未来，这也正是时代气象的表现。商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介质的迭代，往往还是可以跟艺术创作形成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