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四千余年，时间在海湾沙丘上“沉积”了一层又一层的“文化痕迹”。而考古发掘恰同一把时空钥匙，逐步解开“沧海桑田”背后的秘密，让后人一睹珠海先民创造的辉煌文明。

珠海已发现的沙丘遗址达81处，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出土物之丰富，成为了解海洋渔业文明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些遗址所呈现的文明样式迥异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展示了珠海先民惊人的聪明才智，是中华文明花朵上的一片美丽花瓣。

珠海市文物保护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肖一亭认为，珠海沙丘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提出了一种新模式，而且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证据，指出了人类文明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这非常有意义。

珠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人员陈刚表示，珠海沙丘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南越先民在珠海一带生活的历史往事，见证了早期人类在珠海的活动，也证明了珠海地区是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发现数量为环珠江口之最

沙丘遗址指的是分布在沿海沙滩、沙堤、沙洲上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存。目前，考古学者在环珠江口地区的珠海、澳门、深圳、香港、中山、东莞等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沙丘遗址，这些遗址规模不定，距今时间约7000年到2800年不等。而在这些城市中，尤以珠海的沙丘遗址数量为环珠江口之最，多达81处。

一万多年前，地球的末次大冰期结束，海平面逐渐上升，海水淹没大片陆地，整个过程持续了数千年。直到距今6000多年前，海平面高度接近现今高度。“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此时的珠海已从绵亘蜿蜒的丘陵蜕变为星罗棋布的岛屿。这些岛屿在海浪的侵袭作用下形成海湾，与此同时，自东北向西南的珠江水在此汇入大海，富有养料的泥沙逐年堆积，形成了一片片独具海湾风情的沙丘地貌。珠海先民凭借着这里丰富的鱼类资源和优良的避风条件，在沙丘上生存、繁衍、劳动、生息，创造着珠海的史前文化。

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当考古学者行走在珠海淇澳后沙湾、高栏宝镜湾等地时，不经意间踩到了一些陶片样式的东西，他们俯身捡起陶片，对着太阳仔细一瞧后意识到，这些陶片背后或大有文章。这一发现让公众重新思考珠海的历史。

1989年，广东省博物馆对淇澳岛后沙湾遗址进行试发掘。从1998年开始，珠海博物馆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镜湾遗址进行多次发掘……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沙丘遗址被发掘出来，珠海先民所创造的文化也逐渐浮出水面。

陈刚介绍，珠海的沙丘遗址包括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东澳湾遗址、三灶岛草堂湾遗址、高栏岛宝镜湾遗址、横琴赤沙湾遗址等，占据了广东省沙丘遗址非常大的比重。珠海也由此成为沙丘遗址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

这些沙丘遗址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沙堤—潟湖类型沙丘遗址，另一种是山前坡地型沙丘遗址。“所谓的沙堤—潟湖类型沙丘遗址有一个重要的地形分布，这样的遗址位于海湾之中，前有海水，中有沙堤，后有山冈，在沙堤与山冈之间又一片潟湖，先民主要生活在沙堤上。”肖一亭说，“山前坡地型沙丘遗址同样位于沙湾之中，但它前有海水，中有沙滩，后有坡地山岗，先民主要生活在与沙滩相连的坡地上。”

其中，形成年代最早，被视为“珠海发祥地”的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就是典型的沙堤—潟湖类型沙丘遗址。这一遗址位于唐家湾镇淇澳岛东部后沙湾的沙丘坡地上，地形呈弯弧月状，西靠望赤岭，东临海边顶轮坡小山，北背牛婆湾，西南倚山坡梯田，东南面向伶仃洋。现存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高出海平面4.5米左右。该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的两期文化遗存，发掘者推定第一期的年代在距今6000年到5000年之间。遗址所出土的彩陶和白陶反映了当时渔猎和采集的经济生活。2010年5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六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高栏岛宝镜湾遗址则是典型的山前坡地型沙丘遗址。宝镜湾遗址位于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高栏岛西南部的宝镜湾，面积达两万余平方米，距今约4200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陶器、石器、玉器、水晶器等遗物及居住遗迹，遗址附近还发现了５处７幅摩崖石刻画。

数千年前已有人类稳定居住

随着珠海沙丘遗址走进公众的视野，学界对其研究也不断深入。珠海先民在这些沙丘上是短暂过日子，还是稳定生活，各有说法。但无论是哪种观点，都反映出大家对研究珠海先民生活的热情，也反映出研究珠海沙丘遗址的不易。

回望历史，上述讨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考古学者受制于有限的文物，部分学者联系到鱼类的季节性洄游，同时沿海地区季节性的台风天气会驱赶生活于此的珠海先民，因此认为珠海先民在沙丘上的活动只是季节性的。

在第二阶段，随着“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渐进开展，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沙丘遗址，这些遗址虽然各具特色，但种种新奇的发现似乎都在向人们诉说其稳定的生活方式。

“1992年，随着沙丘遗址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我的导师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在他的文章里率先提出，沙丘先民应该有着稳定的生活。”肖一亭回忆道，“在出土如此多遗址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仅仅是季节性的活动，那么他们的大本营该在哪里？他们又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很多都无法解决。”

1995年，香港大学举办“东南亚考古研讨会”，肖一亭在会上阐述了《南海沙丘遗址不应只是季节性活动居址》一文，正式提出“沙丘遗址曾为相对稳定的聚落”这一观点，文中列举了沙丘遗址中出土的柱子洞、制陶工具、石器、纺轮、铸铜陶范、装饰品等，一系列有力的考古分析让在场的大多数，包括国外学者纷纷表示赞同。

1999年，国家文物局面向全国招标科研项目，肖一亭正式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中国南海沙丘遗址文化与生态研究》这一课题，2000年，该课题正式获批，肖一亭作为课题主持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研究。随着这一国家级课题的完成，以及越来越多新证据的出现，人们对于沙丘遗址是稳定居所这一观点也逐渐达成共识。

肖一亭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虽然有的沙丘是季节性活动遗址，但部分较大型的沙丘遗址已经成为早期人类活动的聚落：珠海先民在海湾沙丘上的活动是相对稳定的。肖一亭的观点也表明了，在数千年之前，在珠海地区已有人类较稳定的活动。

珠海先民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哗……哗……”一道道海浪泛起银色的涟漪，一齐扎进沙丘里，远处的海鸥伴着海浪声正翩翩起舞，夕阳西下，劳动了一天的珠海先民们正扛着渔船收网回家。这或许就是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劳作的场景之一。

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珠海宝镜湾遗址发掘了26个探方。“这些探方中发现大量房屋柱洞，人工痕迹十分明显，这些柱子洞有的是在风化岩上凿洞，凿痕都十分清晰，柱洞内填土由于夹杂木柱腐烂后的遗留，与周围土色相比显得稍微深一些，其中一些洞的底部还垫有砾石，从而加固柱子。”肖一亭介绍，“从这些遗迹中我们可以推断宝镜湾遗址先民居住的主要是干栏式建筑，这是一种木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通过技术复原，我们发现这些房子大多呈圆形，有大、小两种房子，小房子可能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居所，大房子可能是具有较高威望和级别的人士居住，也可能是公共场所。”

除了柱洞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沙丘遗址上还发现了大量用于制作树皮布的石拍。肖一亭说：“树皮布是一种采用拍打技术对树皮进行加工而制成的布料，通过这种方法制成的衣服质量非常好，至今这一技术还存在于海南岛黎族地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此外，宝镜湾地区还出土了纺轮，虽然没有成衣的出土，但可以推断此时的珠海先民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研究表明，珠海先民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捕鱼。以宝镜湾遗址为例，共出土与航海捕鱼有关的石坠型器1195件，根据重量的不同与形状特点，可以将其分为常规石网坠、沉石、石锚、穿孔石坠四类。陈刚表示，这些都表明在远古时代，珠海先民已经熟练掌握捕捞技术，创造了在中华文明史上占一席之地的远古海洋文明。

肖一亭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个古文化遗址发现如此众多且分类齐全的网鱼工具。宝镜湾遗址出土了一件重达18.5千克的花岗岩质石锚，石锚上面有着一周沿短轴外部凿出的用于系绳的凹槽，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南海地区先秦时期最大的一件石锚，石锚的发现足以证明早在4000年前，珠海先民已掌握了水上停船技术，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除了掌握一定的生存生活技术，珠海先民也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在珠海的宝镜湾遗址和棠下环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玉环、玉玦、玉璜、石圭和石钺，这些制品采用了较高技术含量的切割技术、钻孔技术和抛光技术。其中，玉玦是佩戴于耳垂上的装饰物，石圭和石钺在原始社会晚期逐渐转变为没有实际用途的礼器。此外，考古人员在高栏岛宝镜湾和平沙连湾发现了大量原始、古朴的珠海石刻岩画。肖一亭认为，不论是玉石还是岩画，种种文化遗迹让后人们对先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一窥，并有机会对人类文明进行“追根溯源”。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沙丘上，珠海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渔业文明。过去，沿海地区的文明曾被视为农耕文明的延续，而珠海沙丘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逐渐打破了人们的这一观念，一个个柱洞、一具具灶台、一颗颗石网坠似乎都在向世人诉说着珠海先民所创造的独特文化。

“毫无疑问，对珠海沙丘遗址的研究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方式——海洋渔业文明，这不仅对于环珠江口地区的文明，而且对于居住在世界沿海地区的早期人类文明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开创了人类文明研究的新领域。”肖一亭感慨。

珠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人员陈刚持相同看法。他提及，几千年的乡土生活、农业生产，孕育出了中国悠久而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西方历史学者曾普遍认为，在中国这个依托农业发展的大国历史上，史前海洋文明的存在可能性很低。然而在珠海的史前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多处沙丘遗址，这些自沙丘出土的石器、陶片等物件，揭开了南越先民在珠海一带生活的历史往事，见证了早期人类在珠海的活动，也证明了珠海地区是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打破了不少学者的刻板印象。

珠海沙丘遗址出土的文物还证明了，珠海先民所孕育的海洋渔业文明与其他地区的文明有着联系，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华文明。

陈刚举例，从珠海和整个珠江口地区的考古材料观察，在后沙湾遗存中，以釜、钵、器座、支脚等夹砂陶器为代表的一组器物，是自身特征鲜明的因素。而泥质陶圈足盘等器物的形制特点以及陶器纹饰普遍流行彩绘、细绳纹、刻画纹诸因素，都与珠江三角洲中北部地区的金兰寺下层、蚬壳洲遗址以及粤北“前石峡文化遗存”颇为相似，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的某些因素也比较接近。因此它反映了后沙湾遗存与邻区同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的共性。东澳湾遗存的文化因素除了自身特征之外，与珠江三角洲中北部的河宕、茅岗遗址和粤北石峡遗址中层遗存基本相同，与赣江、鄱阳湖流域的吴城文化也有相似的因素。因此它亦反映了东澳湾遗存与诸邻地区同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的共性。

肖一亭说：“珠海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不论是从陶器还是玉玦来看，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自北向南的传播路线，珠海就是这条传播链上的重要一环。珠海沙丘遗址的存在证明，文明不仅是从内陆往海边扩展，也从海边往内陆扩展，文明间是相互交融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文化向心力的、多元一体的文明，珠海沙丘遗址反映的历史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花朵上的一片美丽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