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咏白海棠诗中有两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林黛玉是随父母迁居扬州的苏州人，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的富贵风流之地。我觉得她所说的梅花一缕魂，正是江南人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孤高傲世的风骨。向竹影疏处，横两三枝梅。不与梨花同梦，自开雪中邓尉。邓尉是苏州郊外的一座山。在姑苏城，要是晚秋时去看红枫，必定往天平山；而邓尉山却是冬春时节踏雪寻梅的绝佳去处。

清朝苏州人沈复字三白者，在他的《浮生六记》中，对邓尉山的梅花有过描述：“邓尉山一名元墓，西背太湖，东对锦峰，丹崖翠阁，望如图画，居人种梅为业，花开数十里，一望如积雪，故名香雪海。”沈三白，一介穷困的书生，常为家中生计辗转大江南北，却对沿途山水产生浓厚兴趣，有时甚至醉心于那些自然和人文的景观而忘却了尘世的烦恼。邓尉山就在苏州边上，他自然不能错过。邓尉山周边的种梅历史，可追溯到秦末汉初，到明清时期，分散的梅花种植地连成一片，一望无际，漫山遍野，以白梅为主，兼有红梅和粉色梅，梅花散发的香气侵衣盈袖。唐寅有诗句：“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想来写的正是这里。康熙年间，江苏巡抚宋荦来山中巡视。宋荦并非官场中等闲之辈，他是河南人，为官清廉正直，且笃学博闻，能诗会画，尤以吟咏风物见长。曾与朱尊彝、施闰章等并称“康熙年间十大才子”。宋荦看见邓尉山这般美景，不禁诗兴大发，写下《雨中元墓探梅》七律一首：“探梅冒雨兴还生，石径铿然杖有声。云影花光乍吞吐，松涛岩溜互喧争。韵宜禅榻闲中领，幽爱园扉破处行。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题名。”并题“香雪海”三字，被镌刻在石壁上。从此香雪海之名不径而走。香言其嗅，雪言其色，海言其大。令人想到产于苏州的茶叶碧螺春，碧言其色，螺言其形，春言其时。

除了姑苏所在的江南，很多地方都可以寻觅到梅树的踪影，比如古代的云梦泽周边和南方的五岭一代，都可在隆冬季节，欣赏到盛开的梅花。《浮生六记》里写到登武昌黄鹤楼所见景物：“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壁间题咏甚多，不能记忆，但记楹对有云：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倒金樽，浇洲渚千年芳草；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所记楹联显然是附和崔颢的《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崔颢的诗里没有玉笛和梅花，却必定是呼应了李白《黄鹤楼闻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不过五月都过了梅子黄的季节，哪有梅花的花瓣飘落？是李白听见古曲《梅花落》而产生的意象。《梅花落》是汉乐府横吹曲，曲调委婉清丽，有士子风骨。南朝鲍照取其意境作同名诗：“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花无霜质。” 五月落梅是虚妄的景象，但梅花必定会在正月的江城怒放。蛇山和龟山翘首相望，一江寒水，两岸飞雪，坡上红花正艳。

沈三白是浪迹天涯的行者，同样在《浮生六记》里，他还描述了过大庾岭的情景：“越日过大庾岭，出巅一亭，匾曰举头日近，言其高也。山头分为二，两边峭壁，中留一道如石巷。口列两碑，一曰急流勇退，一曰得意不可再往。山顶有梅将军祠，未考为何朝人。所谓岭上梅花，并无一树，意者以梅将军得名梅岭耶？”此梅非彼梅。沈三白自然没有考究梅将军究竟何许人？据清朝广东人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记载，梅岭得名于秦汉时的名将梅鋗，梅鋗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其先祖在越国灭亡时为避楚而流亡至丹阳皋乡，并改姓梅。越人向以梅为重，珍若拱璧。秦并六国，天下不平，皋乡有梅姓越人自王领兵而出，梅鋗相从，先隶属于项羽，后归刘邦。所部南下，驻防在五岭，筑城于浈水之上，王居于城内，而梅鋗置家于台岭之上。久之，梅鋗贤名播于四方，而附近民众皆改称台岭为梅岭。唐朝时张九龄奉诏在梅岭上筑梅关驿道，并有《开凿大庾岭路序》一文传世。正是有了这一条驿道的存在，使岭南从化外之地的貊乡鼠壤，变成了朱雀星宿笼罩下的膏腴富足之地。中原人源源不断从驿道进入岭南，先在珠玑巷驻足，然后再转往珠江口一隅或广袤的粤东大地。而今，岭上的石砌关隘依旧威严地立在那里，关隘两边石板青苔的古道，绵延三十余里。与沈三白所述迥然不同的是，夹路尽植梅树，年尾腊月和年头正月，梅花会悄然立于枝头，红、白、绿相间，披纷于山脊上和山谷里。绿色的梅花并非指花瓣的颜色，而是指花蕊呈淡绿色，四周依旧雪白，如同乳白的玉裹着碧色的翡翠。很难找到沈三白所说的两块碑。再说碑上的文字“得意不可再往”也让人不得要领。是往南，还是往北？往南，仙岛隐约烟水之间，扁舟一叶摇落星辰月色。往北，归鸿一声凄厉长鸣，多少游子泪洒荒郊野岭。

苏州文人多如过江之鲫，沈三白必定是其中的佼佼者。沈三白是爱梅者，否则不会在他的书里连篇累牍地写到梅，梅也是文人的风骨。林黛玉同样是爱梅者，要不是被外祖母贾太夫人接去位于缁尘京国中的贾府，或许回苏州老家去种梅也未可知。

我在读到斯多亚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之前好多年，已经提前从印刷品上欣赏过他在罗马市政广场上的那尊著名的雕像。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之前最重要的艺术精品，这位罗马帝王坐在一匹强健的马上，却并不像很多军事家那样面带杀气，随时都要冲入敌阵。这位思想家面色沉郁，略有所思，交织着悲观与忐忑的神情，暗合着丰富的内心冲突。我第一次见到这尊雕塑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好马并不全是为武将们准备的，有很多先知先觉，都通过马这种坐骑与英雄豪杰们一道平分秋色，完成世人对圣哲心中的美好期待。可以这么说，马与思想的匹配度，在很多时候高于刀剑和军旗，或许正是有了人的深遂与梦想，才将马这种动物衬托得更加完美与高贵。不过在世人的心中，思想总是过于温和，不具备太多的扩张性，它需要与兵器捆绑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那些骑在马背上的风云人物，大多是勇猛和彪悍的，甚至带着些许傲慢，毕竟征服这个世界才是大多数帝王的梦想。在欧洲，乃至世界其它的地方，我们都不难看到类似的广场雕像，它们无一例外地由人和马组成一个神话般的符号，成为一座城市或者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

我童年时代第一次见到的这类雕像，是来自一个极小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它就屹立在地拉那最显赫的位置，那是一位民族英雄斯坎德培，他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执着长剑。这个镜头多次在这个国家的故事片或者新闻纪录片里出现，通常是随着摄影机的镜头，斯坎德培在视觉中缓缓转动，仿佛正在军鼓中行进，身后的双头鹰旗飘扬着。广场的人不多，这尊雕像多少显得有些孤独，但它对一个少年心中的动荡与骚乱，其实是有一股极大的定力的，只要注视着它，心中便会有某种英雄的情结滋生，并且以最快的速度靠近“崇高”或者“庄严”这类词汇。在那个尚未开放的年代，我竟然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了对欧洲文明的初步理解。

不会找出第二种像马这样频密地介入人类历史的动物了。它后来一再被雕塑家们青睐和滥用，从徘特烈大帝到彼得大帝，从约瑟一世到威廉二世，当然也少不了拿破仑和成吉思汗，包括那个堂·吉诃德骑的瘦马驽骍难得。它们占据着每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最重要的广场，占据在某座险峻的山头，占据着古老的城堡，身边是鲜花与音乐喷泉陪伴，分享着神奇传说和史诗颂扬的各种滋养。

我对马的肃然起敬却始终没有摆脱那个奥勒留骑像的影响，它来自于马强健的体魄之外，仿如有一道闪电的光芒，让我在想到它时立刻回到某种惊悚之中。我一直相信马是动物界最有思想的神灵，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一位哲人拥有了一匹骏马，才是他的思想真正无疆界拓展的开始。一个从未体验过骏马驰骋的智者，很难拥有那样一种境界与高度，顶多只是一些小聪明的叠加罢了。这个结论里当然有很多的逻辑漏洞，但它的指向无疑是辉煌和无可辩驳的。

肤色对于好马是重要的评判标准，在我心目中，拥有青铜色的才是马中极品，这也是为什么在广场所见的好马中，总是以青铜马居多的缘故。我以为这种马在被时光淘洗之后，在被日头和雨雪层层剥蚀之后，呈现出来的那种斑驳之美，足以让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也可从对它的凝视中获得无限的灵感。这种斑驳的逐级放大，其实就是思想的形状，它有层次有深度，有捉摸不定的变化，也有千年不灭的底色。这正是思想所应该具有的一切。所以请你不要再对我说什么思想是无形的，它不仅形色兼备，且很早就被古人所破解。就是这种青铜色，才使思想成为物质不灭定律中最永恒的基调。那些青铜像的塑造者们也许自身并未有这样明晰的动机，他们只是无意中被这思想裹胁了而已。

有意思的是，比青铜雕塑更早存在的一个物种是人马兽，这种半人马在希腊神话里大量出现，其中喀戎就是佼佼者之一，有学识有思想，是智者的化身。在遥远中国的《山海经》里，神话的制造者们也想象出了同样人首马身的英招，同时它还长着鸟的翅膀。在印度神话里，迦尔吉是毗湿奴的化身之一，有时骑着白马，有时则是马首人身。东西方在这方面的不谋而合，只能把功劳的一大半归结于马这种神兽在进化中的优势。它们以马的名义，展着鹰的翅膀，披着龙的鳞片，顶着人的头颅，可上天可下海，享尽一切虚拟与真实的荣华富贵，成为各路神话与传说的绝对主角。

不过坦率地说，我个人看到人马兽时，总有点生理上的不适感，微微晕眩，觉得内心有股强大的积郁无法释放出来。这很像在阅读毕加索绘画时的感受，那个面团一样软耷耷的时钟，会令我产生头重脚轻的错觉，时间一久，觉得身体连同脚下的地球都在晃动。但是长了翅膀的马却能让我一扫阴霾，所以我心中最有思想的马，是振动双翼就能腾云驾雾的天马。古希腊神话中，缪斯骑的帕加索斯比喀戎更得我的好感。想象一下它在雷电交加的空中扬起四蹄，突然会有思想被燃烧起来的巨大推动力，瞬间一切都被照亮了。

天马驰骋的日子总是离我们很远，远到我们只能在夜晚遥望天上的人马座，去匹配那些古人留下来的故事。有时我对科学这种东西会有一丝潜在的憎恨，它对世界的解释越圆满，对人的想象力就越限制。以至于我们想膜拜一匹好马时，只能借助古人的智慧了。